著名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和阿里尔·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一书中指出：“不是种族塑造了文明，而是文明塑造了民族；地理、经济和政治环境造就了文化，而文化又创造了人类形态。”^[23]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文化的产物。与之相应的是，文化必将塑造经济及其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家及其企业家精神。因为，按照道格拉斯·C·诺斯（1920—2015）的看法，对于企业家而言，“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制约因素。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非常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你过去是怎样走过来的，你的过渡是怎样进行的。我们必须非常了解这一切。这样，才能很清楚未来面对的制约因素，选择我们有哪些机会。”^[24]而且，“如果一个国家不知道自己过去从何而来，不知道自己面临的现实制约、传统影响以及文化惯性，就不可能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25]所以，文化传统是影响企业家及其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不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上来看，不同的文化传统孕育了不同的企业家精神。以色列文化传统孕育了以色列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精神；阿拉伯文化传统孕育了阿拉伯企业家的诚信品格；而以中华儒商传统为主的中华商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孕育了富有特色的中华儒商文化传统。今天，以中华儒商文化传统为主的中华商道，应当也必然是培育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源头活水。

实际上，对于企业家、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根源问题，尤其是关于中国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问题，现代管理之父德鲁克的认识更为深刻，也更具有现实针对性。他一针见血、态度鲜明地指出：“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但是，管理者不同于技术和资本，不可能依赖进口。他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管理者，他们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中。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26]所以，中国的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应该也只能来自产生它的文化基因，这就是以中华儒商文化传统为主的中华商道。

当然，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以中华儒商文化传统为主的中华商道，能否给予我们今天的企业家所需要的营养呢，这里就必须要提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1933—）的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对经济问题的最根本追问是，人应当怎样生活的问题。他指出：“就其基本性质和特征而言，任何经济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一个价值问题，而对任何价值的追问，最终都要追究到苏格拉底式的问题——人应当怎样生活？作为价值的经济问题必须和人类的生活目的相关。”^[27]人应当怎样生活？它进一步追问的是，作为人何谓正确，或者是，人应当如何正确地生活。这正是日本著名企业家、思想家、哲学家、慈善家稻盛和夫（1932—）做人做事的基准和前提。^[28]

稻盛和夫认为，在做人、做事时，必须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人何谓正确”，要把做人应当遵循的普遍真理作为人生的原理原则。^[29]而对于人应当怎样正确地生活？人应当遵循怎样的普遍真理？它的答案，恰恰就在儒家经典思想中。对此，稻盛和夫在《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对该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他指出：“所谓的中国古代经典，就是作为人应有的正确活法，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企业经营中，必须重视的道理和行为规范。”他还特别指出，当今的一些日本企业家，就是因为丢失了以德为本的经营道理和规范，稍有成绩就自我陶醉，忘掉谦虚，言行傲慢，放纵私欲，以致没落和灭亡。同时，他还深刻地指出，不只是日本存在这样的问题，发达国家以及今天成功人士辈出、催生了众多中国梦的中国也面临这个问题。所以，他强调，重新学习中国古代圣贤的智慧，以德为本，创立和谐企业，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必要的。^[30](www.daowen.com)

应当说，稻盛和夫对儒家思想的认识是非常精当、准确的。儒家思想的核心就一个字，“仁”，即“仁者爱人、以人为本”。这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也是儒家的根本原则。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31]这是说，“仁”包括三层含义，即对亲人的爱，对大众的爱，对万物的爱。可以说是爱满天下^[32]，是真正的博爱。对于儒家而言，爱大众，造福大众，“天人合一”，让大众生活得更美好，是最高的道德。所以，孔子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者^[33]，不仅仅是仁者，而且是圣人。一个人正确的活法，就是以人为本，让大众生活得更好。而以人为本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和品格，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34]

因此，要培育新时代中国的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必须深入到中华商道之中，要追问中华商道的本质，理解中华商道的内涵，追寻中华商道的历史发展，剖析中华商道的现代意义，传承和弘扬中华商道的核心价值观。在此基础上，以中华商道为根基，客观比较中西方商业文化（文明），积极学习借鉴包括西方在内的商业文化（文明）的积极成果，只有如此，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伟力。当然，我们在强调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基因时，不仅不排斥西方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积极因素，而且必须努力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中华商道的现代商业文明的积极成果。这是今天传承和弘扬中华商道的应有之义。

另外，既然企业家精神源于文化基因，为了更好地对这些内容展开分析和讨论，就需要深化对文化结构和文化功能的认识，进而深化对商业文化（文明）和企业文化结构的认识。而对这个问题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华商道的本质，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学习借鉴西方商业文化（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