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大型国有企业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长时期都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经营的，接受政府的管理、执行政府的指令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积习，这是从历史角度分析省级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但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应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今天的产业政策就不等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政策指令。

成功的省级产业政策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要求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多年，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国家层面，宏观调控部门的产业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造成了部分产能的过剩。如2015年左右汽车、钢铁、造船等过剩产业均是受国家产业政策严格管理的。当然，不能将其过剩完全归咎于国家的产业政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国家产业政策出台后，地方企业盲目跟风，大干快上成为普遍现象。这是因为凡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项目，不仅能获得融资贷款等支持，同时在审批核准等方面都容易获得绿色通道。但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无竞争，而地方政府拥有“省际竞争”“县际竞争”。在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似乎更像是一家企业的管理层，管理一个县就像在经营企业。20世纪末，曾有不少城市郑重地提出经营城市的概念，管理城市也是在经营城市。所有有作为的地方政府都在积极利用市场机制，尽最大努力规避政府信息不足的问题，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的比较优势来发展。

我国省级政府在推动本省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的动用能力十分有限，多数省级财政靠中央的转移支付，相对拥有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就是省域的土地，所以，利用土地发展房地产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省发展的主旋律。纵观各省的实践，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土地使用得当会使地价上升，实现经济增长。在产业发展上，土地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的资源优势选择产业，由此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并辅之以包括土地在内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来支持某产业的发展。无论省市县哪一级的地方政府都希望发展利润高、成本低、污染少的绿色产业，但是每个地方的比较优势不同，地方政府一旦选择错误，就要付出代价，会受到市场的惩罚。全国有两千多个县，如果都对某个产业特别青睐，竞相出台各种优惠措施，进行激烈的“产业政策竞争”，以发展该产业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最终结果是多败俱伤，这就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所以，省级产业政策就是为企业发展提供一个广阔的前景，创造良好的条件，使企业在市场经济竞争的汪洋大海中能够选择符合自己条件的最优产业，形成最强的竞争优势。

（二）有利于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

公平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长期以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应当辩证地看待二者作用。一方面市场存在失灵，需要政府的干预；另一方面，政府干预过度就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所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政府作用，也不能借口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否定市场的作用。二者的共同作用才能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市场对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核心就是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市场也存在失灵，可以理解为市场不能通过自身平衡保持资源的配置优化，需要借助一定外力来实现这个目标。例如，计划经济时代的产业政策可以举全省甚至全国的力量来发展钢材，规模可以在很短时间迅速扩大，但在成本质量上就难以形成优势。当今的一些小钢铁“僵尸企业”，完全靠市场机制就很难退出，经济一波动，基建一上马，“小钢铁”就复活，市场的淘汰机制起不了作用。

衡量省级产业政策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看其解决市场失灵的能力。省级产业政策在市场失灵时通过外部调控对市场进行调节，提高市场资源的配置水平，取缔市场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防止垄断，规范市场秩序，这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市场失灵，为企业在市场中获得良好的环境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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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政府提出的“贸工联动”的义乌小商品市场

义乌是浙江的一个县级市，辖区面积约1100平方公里。它是我国著名的小商品城。这里地处山区，没有海港，也不在主要交通干道上，历史上一直是穷乡僻壤。它能够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交易中心，能够在全国百强县竞争力排名中长期高居榜首，能够在竞争中始终保持领先，跟地方政府能够制定清晰的、准确的、与时俱进的发展战略密不可分。

义乌不仅是贸易中心，同时还是小商品生产制造中心。它的核心竞争力不仅是有一个集聚的大市场，而是“贸工联动”，商贸和制造结合起来，即“二三产业联动的小微企业创新体系”，这是义乌小商品城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小商品市场的产品，有30%来自义乌本地，30%来自浙江省其他地区，30%来自中国其他地区，还有10%来自国外。义乌的小商品出货量很多都占据了世界该类商品的一半以上，所以“30%”的量是相当大的。我国其他小商品交易市场都很发达，但是最终竞争不过义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义乌一开始也只有小商品交易市场，其小商品制造产业体系是政府产业政策培育起来的，具体说就是政府提出“贸工联动”的发展战略，形成义乌发展史上的一次大转型和大升级。“联动”意即制造跟着商贸转，而商贸围着市场需求转。义乌的商贸体系是由20多万家规模极小的商家集聚起来的，绝大多数是个体工商户。这些工商户眼睛盯着市场，市场需要什么就卖什么。生产企业的眼睛盯着商户，商户下什么单子就做什么产品。一旦市场需求稍有变化，马上就会通过商户传递到生产企业。这种“联动”的速度非常快，比如第一天有印度的客户告诉某商户最近印度市场比较喜欢带某种花纹的手镯，那么这种花纹的手镯第二天就会被生产出来。更重要的是，一旦这种手镯出现在市场上，第二天几乎所有卖手镯的商户都有这种货了，而且可能在某些细节上还有了新的改进。这种模仿方式，让义乌小商品市场极具活力——它不仅可以提供丰富多样的商品，而且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创造出客户需要的产品。

这些极小的、数以万计的商户和工业企业联合起来，虽然每一个商业企业都只能提供很少的市场需求信息，每一个工业企业都只能对商品做出很微小的改进，但是彼此之间的信息流通和互相学习，成千上万的企业微创新集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每天都在不断前进、可以应对任何市场需求变化的庞大创新体系。

“二三产业联动的小微企业创新体系”正是政府产业政策导向的精髓，是义乌核心竞争力的内核，实际上表现为一个主导产业带动整条产业链的发展。小商品的销售是义乌的唯一主导产业，而围绕这个主导产业发展起来的小商品生产制造，是主导产业的上游产业链。义乌作为一个县级单位，它的小商品交易主要集中在县城，小商品的生产分布在县城周边的多个镇区，形成了一个小商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的空间布局并不受县域空间限制，义乌小商品还会从浙江其他地方乃至全国各地进货，但在县域范围内，这个产业链仍然是十分完整的。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整个浙江的经济遭受了比较大的冲击，但义乌的表现仍然抢眼，经济增长在浙江保持了领先地位。实际上这样的外部冲击和挑战，对义乌来说三十多年已遭遇多次。但每一次它都能很快应对，产品的质量、设计、档次、种类、客户对象等，都会很快根据市场需求做出灵活调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制造的成本上升了，印度、土耳其这些国家的小商品生产成本很低，但是义乌的生产体系几乎同时就进行了调整，对印度、土耳其等国家的出口以半成品、配件为主，让他们买回国去组装，产品利润反而比直接卖给他们成品更高。

对欧美国家的产品出口档次，也随着用工成本的上升而上升，但劳动力成本上升又在义乌制造业的灵活转型中被基本化解。义乌小商品生产和销售间的相互发展，都得益于快速的结构调整，新的利润空间足以消化成本上升。这正是政府倡导的二三产业联动的创新体系的巨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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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贴产能过剩的钢铁企业

2000年以来我国钢铁产能迅速扩张，产能过剩成为困扰我国钢铁行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问题。尽管“去产能”多次出现在各级政府产业规划和政策之中，却依然无法阻挡中国钢企的增产意愿。面对转型的高昂成本、潜在的清理成本以及其他环境和劳动成本，部分企业总是寻找各种理由延迟退出。2015年一多半的钢铁行业上市公司亏损，亏损额度从数亿元到数十亿元不等，为数不多利润为正的公司还有一些是通过政府补助弥补了亏损额度，转为账面上的“盈利”。2016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僵尸企业研究报告》指出，上市公司中钢铁行业的僵尸企业比例最高，达51.43%，而全国范围内钢铁行业的僵尸企业数量达995家，占比15%。僵尸企业作为产能严重过剩且连年亏损企业，已经丧失了产业经济效益的意义。僵尸企业的存在源于我国各省产业政策的僵化性和狭隘的企业保护思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需要妥善处理政府补助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精准用好政府补助，原则上将政府补助用于有效的供给端，使增加有效供给和化解产能过剩并举，实现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

（三）有利于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

2010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后，各省的产业政策基本上言必称新兴产业，无论数量多少，都先后发布了自己的新兴产业发展政策。毫无疑问，新兴产业是产业转型的领头羊，但其发展的要求也很高。新兴产业政策在不同地区有不同方式，北京依靠高校、科研机构云集，形成发展高新产业的先天优势，产业政策主要是鼓励科技成果转化。杭州的“双创”是以阿里巴巴集团为牵头，形成创新生态圈。贵阳在发展大数据产业时基本不具备任何优势，全靠政府的强力推动，从政策、资金到人才实现全覆盖。深圳从小渔村成长为中国的创新城市，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成就了腾讯、华为和华大基因等全球领先的高科技大型企业。

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发生转换，呈现互相引导和推动的相互作用关系。这种角色变化，需要政府充分认识市场，将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科学配合、有效协调、各取所长，共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科学发展。

1.初始期：政府主导产业投入战略，对优势企业进行政策倾斜。

新兴产业缺乏成熟的设备、技术、产品和服务，没有成功的发展经验可借鉴，面临的技术外部环境变化快，也没有成熟的产业链。如果都凭借市场通过充分的竞争去盲目探索，将会造成难以估量的资源浪费及经济损失，何况我国的市场机制建立晚、发育不成熟。这个阶段的战略新兴产业政策制定必须充分考虑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提高企业发展的稳定性和可行性。由于产业初期的竞争规则不是很清晰，竞争对手难以辨别，行业结构可能随时发生变化，现行的市场机制很难达到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而政府恰好具备培育和完善市场的职能，这就要求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期，政府主导优化资源分配，对新兴产业市场中的失灵状态进行纠正，逐步完善市场机制。优惠政策要向市场中具备关键性成功要素的优势企业倾斜。这一方面能够提高产业发展的成功概率，另一方面可以节约投入成本。具备成功关键要素的企业，更容易组织强大的研发团体，更容易激发创新能力来掌握核心技术，即使是走向衰败的传统产业，激活其活力也相对较易，会为新兴产业发展打造坚实的成长基础。因此，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期，省级政府应尽可能按照新兴产业发展的规律进行政策引导，同时发挥市场辅助的积极作用。

2.成长期：企业在市场机制主导下成长，政府发挥服务作用并以宏观调控制约市场恶性竞争。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目的是为了不断地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增加有效供给、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增强综合经济国力，这一切主要还是通过市场来实现。当战略性新兴产业步入成长期后，就会自然地进入完全市场竞争状态。有效的市场竞争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社会生产力，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市场中健康成长。同时，政府的职能也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例如创造良好的产业成长环境、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施必要的监管、协调产业发展不脱离宏观经济整体布局、制约相同产业在新兴市场中的恶性同质竞争，避免造成市场失灵和资源内耗。尤其是把握好本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其他省的差别化发展，防止产能过剩现象发生。

3.成熟期：要深化市场竞争和完善政府产业政策。

当昔日的新兴产业经过市场竞争走向产业成熟期后，不能再作为新兴产业而存在，此时，众多的新兴产业趋于成熟，其市场竞争会更加激烈，市场发展中的各种问题都会呈现。而此时的市场与政府，需要以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为基础，适时进行角色转换。激烈的市场竞争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引导，防止过度和恶性竞争。政府更需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依法对市场竞争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打击，以促使企业在法治公平的条件下合理竞争。同时，政府需要依据新形势对产业政策进行调整，重新制定新的产业目录，重新制定新的鼓励政策，重新制定产业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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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数字创意产业引领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

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发挥得最好的典范。深圳逐渐成为创新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深厚的城市，并非靠政府产业政策的牵引，而是产业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认可，使其上升为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2016年数字创意产业首次被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深圳的新一轮数字创意产业正向尖端化、跨界化、国际化迈进，已经发展成为驾驭数字技术的创意制造业城市典范。作为我国首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设计之都”的城市，深圳不仅在全国领先，也成为世界设计之都的核心成员。深圳创新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深厚，已经建设起富有创意内容、创新模式和强大创意能力的数字创意产业。深圳的发展实践，对全国数字创意产业都有着示范性的作用，对国家和沿海各省的产业政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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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府扶持弊端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出台了光伏产业的扶持政策，中央财政安排专门资金对符合条件的光电建筑应用示范工程予以补助，还配套了相关财税扶持政策。使光伏产业成为多个省份争相追逐的目标产业，部分省份还出台了相应的配套产业政策予以支持，把我国的光伏产业规模迅速推向一个高度。但是，光伏产业面临的重大技术瓶颈几乎是颠覆性地阻碍其发展，晶硅太阳能的转换效率仅17%左右，薄膜太阳能只有10%多一点，使光伏发电成本是火力发电成本的3倍以上，基本靠补贴生存。导致这项产业政策彻底出现问题的导火索是欧洲市场因为长期的主权债务危机，使政府不得不取消该补贴，引发了全球光伏市场急剧萎缩。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与相应的产业补贴政策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瓶颈是电池寿命短、充电时间长。产业优惠政策的目的本来是促进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攻克技术难关，但是，优惠政策出台后，导致企业对利润的狭隘追求，不搞技术攻关而搞政府公关，政府的产业补贴政策反而使竞争内容发生了改变，不去追求突破技术瓶颈，而是看谁的补贴多，使产业补贴政策反而成为阻碍技术发展的因素。在一些对新能源车不限号的城市，甚至出现了购买新能源车改装成汽油车的现象，造成对环境的更大污染。

（四）有利于促进本省及毗邻地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从古到今，产业始终存在着升级的需求，因为需求是随着人们收入提高而变化的，这是常态。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其中既有常态性因素，也有周期性和趋势性因素，还有国际贸易单边主义抬头、西方一些国家在贸易上的霸凌主义等因素。这种背景就给各省（区、市）的产业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过去长期支撑经济增长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源型重工业已经失去活力的现状，产业政策迫切需要培养和发展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迫切需要在新技术革命的大背景下，始终保持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质量不断提升，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新时代的省级产业政策一方面是使失去竞争力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或退出，另一方面是使新兴产业更快地形成并发展。同时，由于我国各省界线犬牙交错，行政区划与经济联系和主体功能并不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省域经济的发展。这就客观上要求各省的产业政策应该既注意本省的发展，还必须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顾及毗邻省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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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邻地区产业政策接轨上海的发展实践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毗邻地区与上海的合作更多是企业自发行为，例如苏南、浙北地区的一些乡镇企业，为解决生产技术、市场销售等方面的问题，在当时体制、机制不顺畅的情况下，从上海大中型企业、高校等聘请“星期日工程师”，来解决技术难题，以提高自身生产水平。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和上海浦东大开发的良好机遇，上海开始朝着市场与政府双重推动的方向迈进。毗邻各省开始出台的产业政策，瞄准上海一些产业既作为引资的重要对象，又主动形成配套产业，以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也同时造就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完善，区域间合作开始进入新时期，与上海的协作配套逐步转向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全面产业接轨阶段。回顾“十一五”规划出台以来的接轨上海产业政策的发展，从中看出毗邻各省与上海的产业合作从利用其开放外向型经济逐步向融合实现产业共同发展演变。同时由于各地发展阶段不同、融合发展的程度和基础条件不同，在产业政策发展思路上也有所不同。

平湖1990年确立“接轨上海、开发乍浦”的产业战略；“十五”计划提出要主动融入上海产业发展的各个领域、接受上海辐射，为上海产业配套；“十一五”规划提出全力打造浙江省接轨上海产业扩大开放前沿阵地；“十二五”规划将“与沪同城”列为平湖产业发展的首位战略。

昆山1990年紧紧抓住浦东开发机遇，积极主动地对接上海的产业；“十一五”规划提出加大“服务上海、融入上海”产业发展思路，利用世博会努力争取实现“展览在上海、休闲在昆山”的配套休闲服务业；“十二五”规划在全省产业发展上提出“融入上海、面向世界、服务江苏”的总定位。

太仓1990年开始利用上海提升开放性经济，发展自己的产业；2003年明确提出了产业发展必须接轨上海产业发展的战略；“十一五”规划将接轨上海上升为重要战略，遵循“学习上海、依托上海、服务上海、接轨上海”的产业政策方针；“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接轨上海发展战略，强调规划、产业、社会领域等各方面与上海对接。

吴江1990年开始对接上海发展外向型经济产业；“十一五”规划提出吴江的产业要积极做好接受长三角龙头上海辐射的大文章；“十二五”规划提出沿沪功能片区的产业发展要无缝接轨上海，努力成为上海后花园。

海门1990年提出“接轨上海、发展海门”；“十五”计划将“接轨上海”写入指导思想，提出加速完善接轨载体、全面实施产业接轨的发展思路；“十二五”规划提出建设“上海港北翼组合中心港”的目标，发挥江海港口优势，加强与上海的产业融合。

启东1990年配合上海开发外向型产业经济；“十一五”规划明确将“面向上海大接轨”作为产业发展战略总体发展思路；“十二五”规划又提出“江海联动、桥港互动、融入上海、走向世界”的发展战略，推进制造业、服务业、社会事业、要素市场与上海接轨。

嘉善1990年成立嘉善·浦东金桥联合开发区，明确提出接轨上海产业发展战略；“十一五”规划中将“加强以接轨上海为重点的区域合作与竞争”列为发展原则，加强与上海产业的融合发展；“十二五”规划把“融入上海”作为首要发展战略，强化产业的科学发展。

随着长江经济带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长三角跨区域合作不断升温。从战略口号看，接轨上海已成为毗邻地区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与以往相比，“十三五”期间各地接轨上海强调依托本地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侧重全方位接轨、实现融合发展；从目标设置和具体内容看，重点围绕学习和引进上海先进产业技术、管理经验和公共服务，主动服务上海，甘当配角，不断提高各地区与上海的多方面融合水平。

如平湖的政策目标和具体内容就定位于上海的高端制造业配套基地、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产业化基地、上海休闲旅游重要目的地、上海市场农产品重要供应基地和上海公共资源服务合作基地。昆山提出全面对接上海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大中心”及全球科创中心建设，积极从基础设施、开放创新、产业提升、城市发展等方面与上海实现深度一体化。太仓的重点是推进理念、规划、产业、要素、平台、交通、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对接，主动参与和服务上海“五大中心”建设，不断放大与上海的同城效应。吴江则以借上海之势，学习上海在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创新举措，以及相关配套制度改革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充分吸纳来自上海的产业转移、产业合作；借力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海门是通过跨江融合接轨上海，全面实施交通基础设施、产业转型、载体共建等五大对接工程；打造上海高端制造业配套基地、上海科技创新产业化基地等五大基地。启东是参与联动和服务上海，目标是全市20%的工业产品配套上海，40%的农产品供应上海，60%的游客来自上海，80%的投资源自上海。嘉善要全方位深化接轨上海，提出建设沪浙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创业创新的现代化临沪新域、开放合作前沿阵地；把握大上海都市经济圈的战略机遇，积极探索跨区域产业合作发展的新模式。

总体来看，毗邻地区在接轨上海产业战略的引领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以产业为导向，但已经开始突破单纯的产业范畴，而是从产业到人文、从项目到政策、从单一到全面，突出以融合促发展的现代理念。二是逐步尝试突破行政界限的束缚，通过多方面共建合作平台等方式共享产业经济发展成果。三是在体制机制上的相互协调，从产业链出发，以产业链条为纽带，实行体制机制的改革联动，逐步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五）有利于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

衡量省级产业政策的成功与否，核心并不在于GDP的高低，而在于促进该地区经济的发展能否充分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人民安居乐业需要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充分的就业机会，就区域而言，需要该区域有一大批茁壮成长的企业，而且必须要有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由这批优势企业为龙头形成的产业链可以带动区域内各类企业发展，同时充分提供和不断增加就业岗位，从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这才是我们发展的目的，一个省域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发展的好坏，是省级产业政策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

1.培育优势企业是省级产业政策的最基本要求。

政府的职能改革要求政府退出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在深化改革中，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在一般情况下，后者主要是为前者服务的，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在权责范围内履行自己的职能，通过培育逐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秩序、培育市场主体、维护公平正义以及提供基础性服务来促进省域经济的发展。在这些职能中，有一项是根本性的，即培育市场主体，特别是培养出有较强竞争优势的大企业。任何一个省级产业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培育出大型优势企业，并依靠他们来带动整体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这也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型成功的标志之一。什么是政府职能转型成功？参考世界500强企业的产生土壤，大都是市场经济发展良好的国家和地区，因为只有在市场经济发展完善的国家，竞争作用才得以充分体现，资源具备有效配置的条件。市场经济制度越完善，竞争就越合理越激烈。激烈的竞争不是资源的内耗，而是优胜劣汰，这就形成了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强大企业的土壤。这也是为什么大型的跨国公司会率先出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因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是国内竞争力在国际上的延伸，本质上也体现了国内竞争的激烈程度。因此，强大的优势企业正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土壤”长出的“参天大树”，同时企业的发展也能较好地衡量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正因为如此，有些省级产业政策将培育世界级优秀企业作为一个衡量目标，其本质是通过产业政策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2.培育企业竞争优势能整体提升区域竞争力。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理论模型，模型分析了一个国家的某种产业为什么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在论述政府在钻石体系中的作用的时候，波特指出竞争优势的创造最终体现在企业上，政府所要做到的是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有水平质量不断提升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地方政府要实现这一目标，最根本的就是要发展经济，同时要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就必须提高区域的综合竞争能力，提高区域内支柱产业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力往往是由一批高水平的大型企业引领的，一个区域的竞争优势也体现为该区域内企业的竞争优势，如果一个区域有足够数量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那么该区域竞争力就会得到极大的提高。3.省级产业政策只有培育成功的企业才有创新驱动的基础。

无论是提高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还是提高区域的竞争力，技术创新都是最重要的推动力量。经济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是企业创新。约瑟夫·熊彼特创新理论提出了产品、生产技术、市场开辟、资源开发以及组织管理的五大创新体系。省级产业政策的一个核心任务正是培育这样一批创新的主体企业，为省域经济发展创新奠定良好的基础。因为无论是产品、技术、市场还是资源、组织管理都必须依托企业主体，离开了这个主体，创新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必须是优秀的企业才能完成这种创新，如果一个省的产业政策只是在产品或者行业上做文章，不通过政策培育出一批优秀企业，那么即便建立起行业、生产出产品，但由于缺乏创新能力，这些行业和产品也是不能持续发展的。创新能力是依附于创新主体的，只有强大的优势企业才能做到这一切。所以，省级产业政策培育出创新的主体，也就为创新驱动型经济创造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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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500强企业分布情况

在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中，西藏、海南仍然没有企业入围，内地其他29个省（区、市）都有企业入围，500强企业的省级区域分布与经济发达程度某种程度上趋于一致。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中，北京地区的企业有100家；第二梯队（入围企业数量在30家以上的省级区域）包括广东、山东、江苏、浙江、上海5个省市，共有230家企业入围；第三梯队（入围企业数量在10～30家的省级区域），包括河北、四川、重庆、福建、安徽、河北等6个省市，共有84家企业入围；第四梯队（入围企业数量在9家及以下的省级区域），包括河南等17个省级区域，共有86家企业入围。

北京是央企总部最为集中的地方，而东部沿海地区入围企业则以民营企业为主。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中，金融央企与非金融央企合计有83家，其中有65家的总部集聚在北京，再加上北京市属的18家地方国企，国有企业一共有83家，占北京入围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100家企业的83%。即使是不考虑中央企业，北京入围企业中地方国企的数量也比民营企业多1家。而在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广东这些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民营经济高度繁荣，民营企业得到很好发展，所以其当地入围者多数都是民营企业。如江苏的49家企业中，有43家是民营企业；山东的50家企业中，有37家是民营企业。此外，东北地区的辽宁9家入围企业中，也有6家是民营企业，占全部入围企业的2/3（见图3-1）。

图3-1　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各省级区域入围企业所有制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