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中央或地方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出台都不能仅凭产业理论的推导，而是应综合考虑多方主体的利益增损，公共选择困境贯穿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始终。出发点与利益关系的不同是中央与省级产业政策间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一）省级基础条件有明显差异

赵婷、陈钊通过计算比较优势（包括显性和隐性），并与地方二元变量进行回归，发现每个五年规划期初，中央重点产业在各地区并不存在显著的比较优势。然而，将样本点缩小为东部地区，相应的变量系数就从显著为负变成显著为正了；当进一步缩小为东部中心城市时，系数不仅显著为正而且变得更大了。这说明中央选择的重点产业在中西部地区省级层面并没有比较优势，平均来看更适合在东部地区发展，且地区越发达比较优势越明显。但是，我们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在时间维度上，中央产业政策所确定的重点产业在规划期初，东西部均没有显著优势，但到了期末，基本上是东部领先形成了优势。这里还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央产业政策是为东部量身定做的，因为要实现一个产业的振兴，存在着对政策理解、产业配套、研发水平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这些都与各省的基础条件有很大的关系。同样一个政策在不同的地区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政策效果。

在中央政策发布期初，与各省非重点产业相比，地方推动发展但不在中央重点产业名单内的产业更具有比较优势。中央鼓励发展的产业一般具有较高的要求，在东部地区，由于其潜在的发展优势和配套以及市场条件较好，紧跟中央选择的重点产业经过几年的调整，会较快地具备相对强的比较优势。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不论在期初还是期末，不属于中央重点产业的地方重点产业最可能在当地具备比较优势，紧跟中央选择的重点产业则很难像东部地区一样形成比较优势。(www.daowen.com)

（二）省级之间存在不当博弈

省级产业政策对于省域地方经济发展具有策略性作用。在当前国情制度下，省级政府间会重点围绕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展开竞争，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土地优惠等产业政策对于吸引企业投资、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作用。如果其他省尤其是与本省在总量相差不大的竞争型省份都利用产业政策强力推动某些产业发展，而本省不出台相应的产业政策，就可能会流失掉部分潜在的投资企业，进而影响本省的经济发展绩效。因此，出台产业政策就成为该地区的占优策略，哪怕该省受财政等限制不能给予直接的补贴，也可以通过土地优惠、税收优惠甚至是降低环境监管要求等方式来吸引或挽留企业。

西部某省市策划了一个电子类的产业链项目，在此过程中引起了毗邻省市的高度关注，于是围绕该产业链的若干项目展开了优惠政策的比拼。最终的胜方总是以高昂的代价取得项目的落地，这种微观层面的比拼其实是非常愚昧的，我们的官员并不是不知道这是典型的恶性竞争，但是在中央绩效考核和盲目赶超的背景下，早已经失去了理性的思维。在这样的逻辑下，便出现了纳什均衡，即一个地方的决策会引致所有地区的共同决策，不同地区的环境差异被忽略了；哪怕产业政策会导致资源配置变得低效，也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有动力去做出改变。面临更大增长压力的地方会基于更大的政策力度、更主动地寻找发展本地经济的机会，更有动机地去实施产业政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