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适应地域发展差异

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地势从西到东逐渐平缓，而资源从东到西逐渐丰富，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就自然带来地方主体功能的差异，也由此决定了省际间客观上存在分工的不同。基于差异和效率的考量，中央在制定国家规划时往往侧重提出符合整个国家发展方向的产业政策，而难以针对不同区域进行差异性的规划，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要在领悟中央政策核心的基础上，从产业发展角度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充分发挥地方比较优势，以差异化的产业布局构成国家的科学产业体系。这已经是被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所证明的，更能有效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

（二）弥补市场失灵(www.daowen.com)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中国长期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开始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和引导生产者行为方面的作用。这对不论地域面积还是人口数量都与很多中等国家相似的中国各个省来说，注意发挥市场的作用，不能采用完全一致的产业政策就显得十分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优越性，自然包括各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采用不同的产业发展策略。例如沿海东部各省具有天然的开展对外贸易的交通优势，“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方式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很难在内陆地区被广泛采用；同样，在我国“三线建设”中迁往西部的大型兵器企业的“军转民”以及以矿山原料为基础的一些产业，也不可能在东部落地。各省级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为企业发展提供发展方向，在避免重复建设的同时也有效地纠正了资源过度使用的负外部性，这逐渐成为省级政府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

我国一些学者肯定了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有效性，如林毅夫等学者指出，通过制定产业政策，政府可以有效协调同一产业中的不同企业生产，并弥补市场在创新等领域的失灵问题。而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在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地方产业的生产率，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