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这个泛娱乐化的成因，我倒不认为是道德沦丧，主要还是技术发展和社会特性造成的。
首先，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导致人类交流的方式改变了。
在古代，信息的传递必须要依靠交通来完成，这个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当我传递给你一个“会猎于江东”的信息时，一定是期望一个“我们在江东见面”的结果，因为信息与行动总是相匹配的。而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从电报、电话到互联网，“交通”和“通信”被分离开来，空间不再是信息传播的障碍。我们用互联网把北京和西雅图两个地方连接在一起，使信息传递的成本降为零，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新。
等等，我们可能忽略了另一件事，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北京和西雅图之间可能并没有那么多重要的信息需要交流！
互联网使得信息能够脱离对应的行动独立存在，也就是说，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它对社会行动的实际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不是新奇而有趣。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开始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互联网把过剩的信息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可以没有实际用处，但却能进行买卖的商品。这些信息将不再需要我们采取任何对应的行动，它们只供我们娱乐就好。
比如你天天都在看新闻，感觉自己很关心时事，那么如果我问你：
对于解决叙利亚冲突你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对于解决中国经济下行、失业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问题你有何高见？
对于台海问题、中美关系问题、日本右翼崛起问题、朝鲜核问题、同性恋遭受的歧视、工匠精神的缺失，你准备怎么解决？
我可以替你回答——其实你什么也不打算做。
当然，你也可以像兔哥一样做自媒体，你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不过主流媒体会先把你的意见淹没在相似的意见中，然后再把这些意见的集合变成另一则新闻。
这样，我们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你心里有很多想法，但你除了把这些想法提供给记者制造更多的新闻之外，无能为力；然后，面对你制造的下一个新闻，你还是无能为力。
所以结果就是，我们不要费脑子去管行动的事了，我们娱乐一下自己就好了。
其次，电视和网络视频的产生，把信息内容呈现方式改变了。(www.daowen.com)
在过去，信息的远距离呈现方式只有一种，就是文字。
公众人物被人们所熟悉，不是因为他们的长得好看，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演讲能力好，只能是因为他们的文字深刻优美。因为那个年代，李白杜甫即使走在大街上，也没有人会认出他们是谁，所以科举才会只考文章，因为它太重要了。
文字是一种抽象的符号，读者在看的时候，是没有多少美感或归属感的，作者在读者心中也很难建立起具象的魅力人格。而且在读书的时候，你基本是一个人独自面对文字，你的反应是孤立的，不会受到群体的感染和影响，所以你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去思考。
这些技术特性都导致文字的作者必须要逻辑严谨，言之有物，经得起读者的反复思考和推敲，一点都糊弄不得。
但是当电视和网络视频产生后，这个情况就被根本上颠覆了，因为信息的呈现方式变了。“电视”和“视频”都是用来“看”的，它们致力于为人类提供视觉的快感。所以理性的讨论不可能出现在视频画面中，因为在理性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什么好看的。思考是严肃逻辑，而电视和视频需要的是表演艺术。表演艺术真正需要的是掌声，而不是反思。
在这种新的内容呈现方式下，娱乐就成了必然选择。
第三，就是中国历史阶段的特殊性。
这个从文化产业来看就非常明显了。
在过去，中国的文化产业是“在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艺术”，娱乐的功能被放在了最不重要的底层。我们熟悉的主旋律作品都是这类作品。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意识形态不断淡化，按照正常的发展，中国的文化产业会在资金的介入下，变成艺术主导下的娱乐。
但是由于需要通过审查，投资人为了确保投资安全，就更喜欢支持偶像剧、搞笑剧、综艺节目这种离艺术形态越远越好的作品。
当今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变成了“娱乐主导下的艺术”。这就使中国的泛娱乐化倾向格外剧烈，用极短的时间就从文化产业蔓延到了整个社会，甚至是制造业中。
不过这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意识形态和艺术其实并不是非常矛盾的，苏联和美国好莱坞众多伟大的电影都很好地把意识形态和艺术融合在了一起。但是娱乐与艺术却是存在根本矛盾的，我们看到众多中国导演每天纠结于拍商业片还是艺术片，学者纠结做学问还是秀学问，制造业纠结于闷头改进工艺还是追炒工业4.0，这都是来自于这个中国社会泛娱乐化的内生矛盾。
因为上面这三个原因，泛娱乐化在中国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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