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工业社会成员需要频繁地大规模流动，那就意味着工业社会不再是农业社会里的血缘和熟人社会，而是一个陌生人社会。

我们每天都要跟陌生人进行交流，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有一种大家通用的标准语言，所有人对这个语言的理解，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经历。同时，对应这种标准语言，我们还需要一种共同的和世俗的文化，这样才能使所有人在短暂的面对面接触和协作中进行顺畅的交流。所以我们必须创造一种通用的语言，并且对所有人进行这种语言的教育，来保证所有社会成员有基本的交流工具。

盖尔纳把掌握标准语言、拥有读写算的能力、基本的表达和理解能力，以及关于自然和所在社会的基本常识，统称为“识字”。

工业国家的官方语言都是半自然、半人为的产品，是通过对某一种精心选择的方言的改造而来的。

比如咱们中国的普通话，就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而欧洲各国语言的标准化过程，也多半都发生在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我们中国汉语普通话、白话文和简化字的形成是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50年代末，经历了近一个世纪。(www.daowen.com)

统一的官方语言和识字率的普及，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印刷术、电视这些技术的发明和普及，但事实上是因为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需要决定的。

农业社会里，“识字”是一种专长，甚至是一种特权。而在工业社会里，“识字”不再是专长，而是拥有专长的先决条件。

一个人所受的教育中最重要的、赋予其公民身份的那部分知识不再是专门的技术，而是所谓的识字能力。这就是在基础教育中我们为什么要学很多看起来无用的东西，而真正的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反倒降低了。因为工业社会广泛需要的不是农业社会里那种专才，而是通识教育教育出的可以随时变化职业的“通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