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阶段来看，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步入一个新的全面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差距进一步缩小，原有的全球价值链打破重构，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由原来的体量驱动转换为技术驱动，在第四次科技革命蓄势待发之际，各国都在争取抓住先机，重构自己的全球地位。同时，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受到很多不可控因素的干扰，如来自贸易保护主义的破坏，这些都对WTO机制正常运行提出了严峻考验。

一、经济增长国别分化加大，发展中国家地位提升

从世界经济发展现状来看，存在普遍的经济增长分化现象，主要是由于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逐渐复苏的回暖时期，经济增长速度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分化现象。从经济总量上来看，发达国家仍保持高位并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拉开较大的差距，2018年GDP前20国家中发达国家占据90%以上，见表10.5。从经济增长速度上来看，发达国家整体上保持稳定，维持在5%左右。发展中国家则差异性较大，发展势头良好的中国保持了12.05%的增长率，印度也以6.41%紧随其后，但诸如巴西、土耳其等则出现了负增长。但整体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显著低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

表10.5 2018年GDP前20国家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B）官网。

（一）发展中国家抓住第四次科技革命契机，实现弯道超车

发展中国家大多是借助自己的资源优势或是人口红利在20年间迅速发展起来，在第四次科技革命即将到来之际，全球产业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传统部门经济向新兴数字产业转变较为迅速。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以其人口红利和资源优势承接了发达国家大量的传统制造业转移，影响了发达国家传统制造部门的就业与收入。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抓住产业转型的契机，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新兴的信息科技产业中去，实现对发达国家的弯道超车。所以在传统与新兴行业，发展中国家均展现出了相当的活力和发展前景，经济增速大规模超越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和英国，美国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经济结构性问题彰显，美国国内零售业和制造业业绩出现下滑，同时政府和企业债务过高，劳动生产率不足，贫富差距扩大等结构性问题长期困扰美国经济，增速下滑迹象已经开始显露，5.18%的增速也创下历史新低。英国则是由于脱欧问题迟迟不决，许多国内政策法规无法落实，影响了海外投资者的信心，导致其经济增速显著低于其他欧洲发达国家。

（二）经济增速整体放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矛盾升级

无论是IMF、世界银行还是OECD，都在2019年多次表示，全球经济增长疲软，世界经济已处于下行区间。OECD表示，全球前景变得越来越脆弱和不确定。不断升级的国际经济紧张局势正在对信心和投资造成越来越大的损害。OECD在2019年下调对美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预测（见表10.6），预计美国国内生产总值2020年、2021两年分别增长2%和1.98%，该组织对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印度、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南非2019年经济增长预测下调幅度更大。

表10.6 2019年GDP增速及2020年GDP增速预期

资料来源：OECD官网。

但是，我们也应当正确认识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这一现象。一方面，自2008年以来的这轮经济复苏已经持续较长时间，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动能会减弱，单一追求总量的增长而忽视经济发展的质量显然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愈加深化，大国经济波动对其他价值链上的国家传导较快且效果较为明显，经济孤岛的时代已经过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波动会被成倍放大且具有乘数效应，这也放大了经济增速放缓的效应。

整体来看，全球经济形势保持稳中向好，但近年来经济发展一直缺乏新的动能，经济总体量并未出现大幅增长。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出现虽然显示出极大的利好，但从理论发展到实际市场中的大面积投放应用显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并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在原有的经济市场中的竞争不断加剧。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利用自己的人口红利和资源优势经济逆势蓬勃发展，占据了全球产业链低端位置，并且发展中国家中发展较好的经济体，如中国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做发达国家的代工厂，开始由资源、劳动密集型生产逐步转型为技术密集型生产，并且在某些领域已实现了弯道超车。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占据了全球价值链高端位置多年以后，以往凭借技术优势轻松赚取产品大部分价值的优势不再，并且自身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不可避免的结构性问题，经济发展一度放缓，甚至某些小体量发达国家发生了负增长的现象。

从WTO层面上来看，发达成员试图重新划分WTO成员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认为现有的WTO体制给予了发展中成员过分的优惠政策，从而损害了发达成员的利益，在高新科技行业多采用技术限制等打压方式，在传统的制造业则频繁发起反补贴与反倾销诉讼，维护经济地位不动摇。发展中成员则对发达成员长期操控WTO决策表示不满。双方矛盾激化，并且态度都较为强硬。

二、全球经济失衡加剧，美国领导力变弱

2005年，IMF前总裁罗德里戈·拉托第一次正式提出“全球经济失衡”的概念，即“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全球经济失衡并不是当前刚出现的新现象，本轮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以美国为核心逆差国，以中国及石油输出国为核心顺差国的第六次全球经济失衡发展至今突出表现为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和净对外债务余额的不断攀升，表现出贸易金融双重失衡这一突出特点。^[4]毫无疑问，中美贸易失衡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最主要因素。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9年美国贸易逆差达6 168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9%，其中，位居前四位的贸易逆差伙伴分别为中国、欧盟、墨西哥、日本，美中贸易逆差占美国逆差总额的74%。

本次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在之前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将其实体经济与货币金融体系相联系，并主导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了弥补其超额贸易赤字一直存在美元超发的现象，造成了虚假繁荣。美国深受巨额贸易逆差、国内股市泡沫破裂以及国民储蓄连年负增长的困扰，国内问题难以解决，在国际上的领导力也进一步下降。尤其是在特朗普上台以后，奉行鲜明的“美国优先”民族主义政策，退出了一系列的多边协定，并且为了解决国内制造业空心化以及就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收紧限制的措施，引起了昔日盟友的不满。美国在全球化时代将自己置于经济孤岛之中，可以说是自己在远离世界领导的中心。(www.daowen.com)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为了弥补巨额贸易赤字，于2018年逐步发动了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也波及了全球贸易形势。根据WTO发布的监测报告，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G20国家所采取的新贸易限制措施使全球贸易受到很大影响，涉及贸易规模达8 168亿美元。持续近十年的稳定贸易局势，已在这一年中被急剧增加的贸易限制措施所打破，并由此导致投资减少、贸易增长疲弱。

三、贸易保护限制措施显著增加，全球FDI持续下滑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发达国家显然不愿意让出自己全球价值链高端位置，反全球化思潮渐起。发达国家率先出台了一系列贸易限制以及直接投资限制，都是旨在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一）反全球化思潮兴起，贸易限制措施显著增加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是受贸易保护主义影响较为明显的领域。2018年，近55个经济体至少推出了112项影响外国投资的政策措施。限制或监管FDI的新措施占34%，这也是自2003年以来的最高占比。在新推出的限制和监管措施中，发达国家采取的一些措施旨在解决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担忧。发展中国家推出的一些措施是在某些行业设立新的外国所有权上限，或者限制收购住宅类资产，还有一些措施对本地化或者雇用本地员工提出新要求，其中包括将上述要求纳入公共采购规则。由于政府部门的介入，2018年许多跨境并购交易（交易额超过5 000万美元）以失败告终，至少有22桩交易是因为监管或政治原因受阻或撤回，是2017年的两倍；有9桩交易因为国家安全原因受阻；3桩交易因为引发反垄断部门担忧而撤回；还有3桩交易因为其他监管原因而放弃；7桩交易因为东道国行政部门审批延误而放弃。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对FDI的审查日益普及，至少24个国家（其FDI存量占全球FDI存量的56%）制定了具体的外国投资审查机制。同时，在区域层面也增强了因为安全及公共利益的担忧而对外国收购交易的管控。

WTO规则中贸易救济措施主要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项，它们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不可预计风险的三道屏障，对WTO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的保障意义。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成员出现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现象，贸易救济措施的易于使用反而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借口，且趋势愈演愈烈。虽然WTO对贸易救济措施的使用场合和条件做了明确的规定和限制，但这三种措施仍然在贸易战中被滥用，并且为许多原本没有实施过贸易救济措施的成员提供了经验，使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从发达成员延伸至更多的发展中成员。反倾销是最常被使用的手段，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的次数居高不下，近年来数量激增，保持在每年250起左右。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由于其程序的复杂和难以快速认定，使用的次数相对较少，虽然近年来略有上升的趋势，但整体数量还是偏少。

（二）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持续下降，发达国家FDI流入降至新低

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仍然处于下降趋势（见表10.7），降幅为13%，从2017年1.5万亿美元降至1.3万亿美元，这也是全球FDI流量连续第三年下滑。造成当年FDI流量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于2017年底推出的税收改革措施，美国跨国公司（MNEs）随即在2018年将大量留存在海外的收益汇回国内，虽然2018年下半年全球FDI流量有所上涨，但仍无法遏制整体下滑趋势。2018年全球跨境并购（M&A）交易额增长18%，从2017年的6 940亿美元增至8 160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公司不再受税收措施的限制，从而获得大量流动资金。

表10.7 2018全球前十FDI目的地 单位：亿美元

续表

资料来源：UNCTAD《2019世界投资报告》。

2018年流入发达国家FDI跌至2004年以来的最低点，其中受影响较为严重的是欧洲地区，减少了50%左右，受美国跨国公司将大量收益汇回国内的影响，一些以吸引美国跨国公司投资为主的东道国的流入量甚至出现负值（即净流出）。爱尔兰与瑞士的流入量分别为−660亿美元和−870亿美元。由于股权投资减少一半以及脱欧进程的影响，流入英国的FDI也减少36%，降至64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所下降，但不太明显，约为 10%。整体来看，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导致发达国家FDI流入量急剧减少。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滥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能会短期内保护国内的相关制造业，但也会将一国置于经济孤岛的位置，产生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频频出现，这与WTO所倡导的经济全球化显然是背道而驰的，但紧张的国际贸易形势显然会对WTO政策的实行和推广产生较为强劲的阻力。

四、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区域主义盛行

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奉行美国优先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具体表现为大面积退出多边协定，转向自身话语权更高的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WTO所代表的多边框架是经济全球化的支柱，FTA、RTA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支柱，二者的关系不能单纯以对立或者互斥来形容，更多的是一种处于发展状态的相互补充和互斥的关系。

但随着WTO成员数量的不断增加和谈判议题范围的不断扩大，在庞大的多边贸易协定中平衡各方的利益变得越来越困难，每轮谈判耗费的时间、资金和人力成本也在不断地增加。成员在执行承诺的过程中不免会从自身的利益考虑，一些成员明明知道其措施违反承诺，但仍然坚持己见，现行的WTO承诺又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做法，这就削弱了多边贸易的权威性。并且由于各成员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且相互之间的依赖程度不同，因此成员会倾向于在更小的范围内就更广泛的议题达成区域贸易协定。比较典型的例子是NAFTA，其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标准和投资等方面的规定都具有开创意义。APEC也是一种开放型的区域实践，其贸易便利化措施不仅面向APEC成员，区域外非成员也可以享受有关好处。而更多的RTA、FTA，之所以显得比WTO有效率、有活力，就是因为参与方有自己的话语权，只需实现两个或几个成员之间的大体平衡，就可以达成一致继续推动开放。

WTO文件明确指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性多边安排相矛盾，因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本质特性是排斥他方利益，实际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原则。但GATT第24条、GATS第5条又允许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式存在，前提是有关区域性安排不应对区域外经济体设置壁垒和障碍，关税同盟也有义务向WTO进行通报。WTO下设有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核申报的RTA是否满足相关要求。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否会成为全球化的障碍，区域贸易协定是否最终会替代WTO多边贸易协定，这些都无法进行准确的预测，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当今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之下，区域主义被一再鼓吹确实威胁到了WTO体制的改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