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作为用户，还是作为消费者，我们每一次商业连接的完成都会伴随商业成本的发生。智慧商业时代，需要纳入考量的成本通常包含四部分。一是购买产品或使用服务的成本，也就是真正体现了产品或服务价值的部分，这通常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一部智能手机的商业价值是2000元，那么我们就需要至少花费2000元来购买它。二是交易的成本（主要是时间成本），这通常是隐性的，包括购买产品或服务时付出的额外的时间成本、金钱成本和机会成本。比如在不同的消费场景下购买手机时付出的时间成本（不同消费场景下决策所需的时间、完成消费所需的时间、是否需要物流及物流效率等）、金钱成本（额外的广告成本、中间商差价，可能让这部手机的购买成本上升数百元）等都会显著不同。三是产品体验、服务保障等方面的附加成本。比如智能手机产品赋能带来的个人效率提高、时间和金钱等的俭省，这些通常也是隐性的成本，在商业基础设施2.0大规模普及之前，消费者或用户往往不会把这些成本纳入总体的商业成本考量之内。四是奖励成本。新兴商业体是“用户思维”的商业体，购买往往只是服务的开始（而不是像传统商业体一样，购买就意味着结束），也就是说它们的服务往往都具有长期性。这些商业体往往具有在专业方面迭代升级的特点，产品的每一次升级、性能的每一次提升都意味着用户获得了额外的体验奖励，这也是一种非常隐晦的成本。

产品（或服务）成本、交易成本、体验成本和奖励成本这四者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成本理念，那就是其中蕴含的“时间成本”因素，这是互联网智慧商业的一大竞争核心。传统经济学的商业模型中，所谓的成本概念都是狭义的金钱成本，即为购买产品或服务付出了多少钱。但2016年年底，罗振宇在其跨年演讲中首次提出了“国民总时间（GDT）”的概念，他指出“时间是新的战场，也是新的货币，时间会成为商业的终极战场”，并提出国民总时间的三大命题，即“每个消费升级的行业都在争夺时间；消费者不仅仅是在花钱，他们的每一次消费都是在支付时间；商机从空间转向时间”。我在《商业向心力：重新定义现代商业竞争》第一章中引述了罗振宇的这一观点，并以滴滴出行为例指出了商业向心力企业具有的时间成本优势，让新经济战胜传统经济，在市场公平竞争中胜出。

也就是说，在智慧商业时代，衡量商业成本的因素已经发生了显著的位移，从过去单纯的金钱成本因素升级为“金钱成本＋时间成本＋舒适度成本（体验成本指标）＋奖励成本”的四位一体。这意味着基于价格主导的传统商业逻辑正在成为历史，建立在全新的“产品（或服务）成本＋时间成本＋体验成本＋奖励成本”这一商业成本逻辑之上的新兴商业体的优势被凸显出来。所以滴滴战胜了传统出租车公司，支付宝、微信支付打败了传统银行，社交新媒体、信息推荐引擎等淘汰了报纸，在线上发力的链家、自如、蚂蚁短租等正在取代传统的房屋中介。

过去，商业竞争的最佳手段就是价格，市场中充当“价格屠夫”角色的商业体往往主导一切。但现在，“价格屠夫”的优势地位已经被显著削弱甚至变得无足轻重，它的市场地位已经让位给了“时间屠夫”，也就是谁更便捷、谁能替用户节省时间，用户就用谁的产品或服务。智慧网络让数据跑路的特点，大大俭省了时间，天生就是“时间屠夫”。所以我们看到，相比出租车公司，滴滴出行就是“时间屠夫”，它显著降低了人们打车的时间成本；相比传统银行，支付宝、微信支付就是“时间屠夫”，它们显著降低了人们交易的时间成本，人们结算、存款等不用再来往于传统银行了。(www.daowen.com)

商业末端被浪费或额外付出的时间成本沿着一条下降曲线而无限趋近于零（决定这一曲线的纵轴是商业末端也就是用户端被浪费的时间成本，横轴是现实商业的智慧化程度，智慧化程度越高，用户需要额外付出的时间成本越低，直至消失）。也就是说，智慧商业在商业末端将会极少甚至没有交易成本的浪费，这是一次前无古人的竞争升维。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传统商业中，出租车行业的供给和需求是严重错位的，这造成了出行供需环节被浪费的各种交易成本非常之高（如出租车空载、乘客长时间打不到车）。但在以滴滴为代表的智慧化商业体中，出行供给和需求得到了精准对接甚至无缝匹配，这带来的结果是供需环境中被浪费的时间成本越来越低，正在无限接近于零。如果把这种成本浪费现象打一个形象的比方，就如同两个电源之间，原来是用电阻衔接，现在是用铜线衔接，未来可能会引用“超导材料”衔接实现零电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