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抵押型信用社会，有产者是失信者的案例比比皆是，他们欠着银行的钱却还能获得银行的资金输血，只因为他们有资产可以抵押；相反，有信用的人却因为无资产抵押而难以获得贷款。这是对信用一词赤裸裸的侮辱，更是对商业社会效率的严重背离，也产生了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错误示范。

可量化信用则与抵押型信用截然不同，它鼓励守信者，这与他们的可抵押物多寡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然，个人资产的绝对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可贷款的额度，但不影响信用分）。

事实上，可量化信用影响的远非获取银行抵押贷款这一商业领域，这仅仅是可量化信用引发新兴商业效率革命的冰山一角。受到可量化信用影响的还包括供应商、客户、合作伙伴和员工等多种商业要素资源的流向。

一家信用不好的公司，在互联网智慧商业中会寸步难行。比如阿里巴巴推出的“淘信用”，也被称为卖家版芝麻信用，按照信用规则，淘信用分数高的商家可以调动更多的阿里巴巴市场资源，商业市场、电商用户因此向有信用的商家集中，“信用即资产”在这里得到了更为生动的阐释。(www.daowen.com)

可见，可量化信用的发展会产生“良币驱逐劣币”的良性循环，让更多的资源向守信者倾斜，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而不是像抵押型信用社会一样让无产者寸步难行。

可量化信用对年轻群体来说尤其利好。他们刚刚步入社会，还没有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难以发挥个体效率。一旦可量化信用给了他们贷款用于购买电脑、手机等生产力工具，用于给付短期房租，用于项目创业，他们就有机会在大城市里找到工作稳定下来，否则很可能会被高昂的机会成本限制，难以发挥个体效率，我在大学毕业时就曾面临过这样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