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2010年开始的这一轮新兴智慧商业的爆发，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智能手机是智慧商业的一个关键诱因。但很多人忽视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那就是智能手机上各种社交应用的普及。

跨越地理空间的沟通，一直是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阻碍。在古代，朝廷的一项政令，从天子都城传到偏远州郡，动辄需要数天甚至数月之久，皇帝与封疆大吏之间沟通不畅，还往往误事，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家的快速发展。假如康熙和臣僚们都有“微信”，彼此拉个微信群就可以实时决策军国大事，就完全不必让士兵们长途跋涉来回传递消息，贻误战机，年羹尧更不会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落得九十二项大罪。

古代的商人也是如此，信息传输不发达，仅凭驿站来传递商业情报，很容易错失商机。清代红顶商人盛宣怀就非常有眼光，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并由此超越胡雪岩成为晚清第一大官商。盛宣怀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高度评价了电报的“亘古未有之便益”，说电报使人“坐一室而可对百朋，隔颜色而可亲謦欬”。

对于盛宣怀所处年代的人们而言，电报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提升了人们商业沟通的决策效率和商业信息的传递效率，人们无须像以前一样费尽各种周折和时间进行沟通。和现在相比，电报及后来的电话唯一的缺陷就是还不能“建群”，让身处世界各地的人在同一时间进行无障碍沟通。

时下的各种社交应用就彻底解决了无障碍沟通的效率问题，为人类的沟通做了减法。沟通不再需要跨越千山万水，也不再需要万语千言，更不需要挨个打电话，只要大家都下载了手机社交应用，就可以进行即时的无障碍沟通。所以，我们会发现新兴商业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App都会读取你的“手机联系人”，App还有专门的窗口可以发私信、发个人动态和朋友圈，企业首先会把一款商业App做成类社交的产品。新兴商业如此看重产品“社交基因”背后的真实意图，正是为人类的沟通做“减法”这一商业效率的核心。

现代人在一天的工作中经常要开很多次的工作会议，而且层级越高的人开的会议越多，整日飞来飞去开会极大地影响工作效率。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的社交沟通还会融入AR（Augmented Reality，增强现实）技术或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技术，那时候举办世界大会将不需要人们飞来飞去。比方说海南举办博鳌亚洲论坛，就压根不需要政治家、企业家飞到博鳌，每个人通过一套增强现实的设备就可以身临其境地开会沟通。(www.daowen.com)

“减法生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影响新兴商业效率的一个新的变量。在一个信息过载、物质过载、生活过载、社交过载、娱乐过载的加法世界，只有不断地通过新兴商业的减法来给人们节省时间、节约资源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人类才能轻松自由地驾驭未来社会，否则人类将会被这个沉甸甸的世界拖累至死。

人一天乃至一生的时间都很有限，假如没有了新兴商业的“减法”，每天要买菜、做饭、收拾家务，要去银行、水电燃气营业厅缴费，要去逛购物中心、百货超市，要通勤几小时去工作，要去送孩子上学，要处理各种电话邮件、拜访客户，要参加各种会议、培训、沙龙、聚会，要去旅游出行、探望父母、走访亲朋，还要去排队买电影票、火车票、演唱会门票，还要买房、买车，考驾照、学电脑、学外语、学使用各种电器仪表……我相信，再精力充沛的人也会被一个“加法的世界”折磨得精疲力尽。

新兴商业的“减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这很难回答，但我们还是可以从新兴商业对现实的改变中找到“减法生活”的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减法生活将会让窗口排队的现象消失，各种购物结算将无须排队等候；减法生活还会让高速公路上导致汽车排长龙的收费站消失，汽车在高速上行驶将畅通无阻。

未来企业的商业模式是否真正具有竞争优势，是否能够吸引足够多的用户，关键就在于在信息过载、物质过载、生活过载、社交过载的社会里，企业能否帮助人们在一个加法的世界做减法，让每个人在乱糟糟的世界里能够从容和游刃有余地生活。

减法之所以会成为新兴商业的效率新变量，归根结底，是因为人们在过载的世界里需要井然有序的高质量生活。未来，人们将越来越离不开帮助自己做减法的商业，这是每一个人都必将面临的“刚需”。相反，那些变着法儿给人们的生活做加法的商业则将会被淘汰，比如鼓动人们囤更多房子的地产商，囤房子是加法，租房子是减法，房子的加法已经做过头了，未来房子将是过剩的，过剩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做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