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欣赏中国传统的“礼尚往来”文化，人们之间不经过商业关系就可以互通有无，各从属国之间也通过“朝贡”和“封赏”来变相地实现商业互通。这样做的好处十分明显，既实现了资产的流通，促进了商品的交换，又维系了血缘或亲情关系，不会显得太功利。

相比于礼尚往来，中国的邻里之间还习惯通过“借东西”的方式达到类似的互通有无的目的，比如农耕社会的人们借用牲畜、农具和炊具等。人们在“一借一还”的背后，看似没有发生任何的商品交换，却完成了一次短暂的资产共享和流通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借东西”也是像商业买卖一样的市场资源配置和商业价值创造行为，哪怕只是简单地借用了一把镰刀割了一亩麦子，或是借用了一头耕牛犁了半晌地，其带来的结果都是一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商业价值的创造。

中华民族可能是世界上最喜欢“借东西”的一个民族，自己没有或者买不到某样东西，就会向有这样东西的人借，用完了再还回去。比如，在反映东汉文化的《三国演义》一书中，皇叔刘备就很会“借鸡生蛋”，他向东吴的孙权借了荆州的南郡，以此作为临时的根据地来发展壮大自己，最后与曹操、孙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曹操借了仓官王垕的脑袋，在关键时刻稳定住了军心，当然借脑袋肯定是有借无还的；郁郁不得志的孙策，则向袁术借了一千兵马后开创了江东基业；诸葛亮用草船向曹操借了十万只箭，保住了自己的脑袋，没有被军法伺候；黄巾军猖獗时，刘备前往北海救孔融，还顺便向公孙瓒借了武将赵云……借和还是“人情账”，买和卖是“金钱账”。我借用了你的东西，等于欠了你一个人情，这样下次你借我的东西也方便，彼此对人情往来达成默契并心照不宣；我买你的东西要付钱，你卖给我商品要收款，人们在商业交易中各取所需，也皆大欢喜。两相对比，“借还”和“买卖”从结果上而言并无明显不同。

“借”的文化不仅反映了中国人勤俭的生活作风，更反映出中国人朴实无华的商业智慧。借书、借钱、借自行车，当人们借用一件东西时，并不需要像购买或拥有一件东西那样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但却实实在在地完成了一次互通有无和商业价值创造过程，实现了一次商业资产的短暂循环。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借”的文化反映的是非经济性质的资源优化配置行为，它让私有资产的价值通过借用的形式而不是买卖的形式得到了最大化的发挥和利用，其与现代商业建立在买卖基础上的资源优化配置有异曲同工之处。总之，“借”的文化反映的就是一种 “资产利用”的现象，当人们无法购买和拥有某项资产时，聪明的人们就会通过借用的形式来使用它。(www.daowen.com)

作为物品的出借方，等于是向邻里亲朋“共享”了该件物品的使用权；而作为借用的人，则避免了一次高额的个人消费，他们可以把这笔钱攒下来用在更需要的地方。在任何时代，人们都可能需要向别人借东西才能生存下来，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普通人负担不起的“必需品”。

比如，古时候人们耕作离不开牲畜，但家家都养牲畜也不现实，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大家轮流借用几头牲畜来犁地。这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共享机制，仅限于在特定的地理区间内的特定人群之间发生，与下文中将要提到的轻资产时代的“共享机制”有明显不同。

“借还”这种相对原始的共享经济，是典型的小农经济时代的产物，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直延续了下来，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始逐渐走向衰落。彼时的经济不发达，一方面是因为人们还无法自由买卖很多商品和服务，市场不是全流通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之间也没有形成相对成熟的商业意识，同时还受制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匮乏，人们无法像现在的市场经济一样随心所欲地进行商业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