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指出，西汉太史公司马迁所说的循吏，是能够立法行法、懂得大原则的人。后来的朝代专门提倡讲仁慈施恩惠，有时干脆用那种把和气软弱当成仁慈的人去充当官吏，这就完全失去了循吏的本来意义。军队中做将领的原则，也应当把立法行法、整齐严肃放在第一位，不要提倡那种老太婆一样的和和气气。制定法令不算难，真正执行起来就难了。每制定一项法令，总要切切实实地去执行，经常不断地去执行。

　　 曾国藩在这里讲到了两个方面的要点：

　　 第一，要制定严格的法令。

　　 第二，要切实执行起严格的法令。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所以制定法令是重要的，而法令制定出来却不执行的话，就变成了一堆废纸，这样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都不利。

　　 在作战中，将帅无疑处于核心领导地位，而他的作用，又是通过发号施令的方式表现出来：“旗动俱起，闻鼓则进，闻金则止，随其指挥，五阵乃理。”所以，对军令不折不扣地执行，历来就是军人的自我意识，即所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因为“军令如山倒”，不可抗拒。

　　 一个国家，一个单位，要想有所作为，首长的命令就必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就必须得到贯彻落实。《领导工作研究》1998年第1期魏运亨撰文《政令：不许讨价还价执行》，言辞凿凿，掷地有声：

　　 政令畅通是治理一个国家的基本条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党和国家从创建伊始就强调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至于“令行禁止”的话语、文字更是重复了千遍万遍，目的也是保证政令畅通。

　　 但是，令人忧虑的是，当前在我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所谓“一级蒙一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日益凸显，性质越来越恶劣，危害越来越严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令(本文中泛指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令、法规等)不畅已成为国之大患。

　　 不用刻意寻找，“政令梗阻”的例证，随手即可拈出例子：

　　 汽车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国务院颁布的政策非常明确地指出，经济型轿车是汽车工业发展的重点，尤其是小排量微型轿车，要适合当前购买力低的市场需要。然而，这一正确的国家产业政策却在一些地方遇到“红灯”。某些大城市竟然自定“土政策”，将矛头直接指向非本地生产的轿车。一些地方政府还越俎代庖，以行政手段干预经营者对营运车辆的选择，今天不许用“夏利”，明天只准用“桑塔纳”，搅得汽车生产和销售厂家心气浮躁。国务院领导对这种搞市场分割、地方保护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尖锐地指出：“各地自订政策，这叫无知、无法、五天(中央)。”

　　 其实，这类无法五天的事情何止一桩。(www.daowen.com)

　　 粮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国家收购秩序和粮食价格是有严格政策的。然而，偏偏就有人敢于无视政令。最新披露的一则消息称，截止1996年5月末，吉林省9个地区2％个粮食收购企业挤占挪用农副产品收购资金贷款48．6亿元，占其全部收购资金贷款余额的45．2％。国家的这些专项贷款都用来干什么了?有的用于购买豪华轿车，有的用于其他经营，也有的流进了个人腰包。

　　 金融是一个国家的血脉。为了维护其秩序，国家制定了专门的法律，颁布了决定，并且三令五申，在一些地方或部门却成了“耳边风”。辽宁省经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以高于国家规定的同期国债和银行存款利率，同沈阳市皇姑区长江城市建设信用社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总额高达9．2亿元。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国家对土地保护予以高度重视，制定了《土地法》。但是，这几年《土地法》的贯彻却不断受到挑战。尽管国务院曾严令不得擅自下放土地审批权，但一些地方我行我素，化整为零，非法转让，未批先占，乱占滥用的情况比比皆是。

　　 此外，这些年来在压缩基本建设、调整产业布局、实行财税改革、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查禁走私等各领域各部门各项工作上，凡是涉及到切身利益，无不一次次爆发下级对上级、地方对中央公开或暗里的讨价还价。

　　 政令不畅，有它深刻、复杂、多样的政治、经济因素。总体而论，它是社会在转轨变型期各种利益重组、各种矛盾碰撞的体现。概而言之，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现行制度导致中央和地方出现了某种“对策博奕关系”。有专家指出，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和一些部门的独立性和自主权急剧扩大，已经成为具有独立经济社会利益和独立发展目标的利益主体。与之俱来的是，中央与地方、上级部门与下级部门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即由过去以行政组织为主要基础的行政服从关系，转向以相对经济实体为基础的对策博奕关系。一些地方或部门，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要与中央或上级主管部门讨价还价，在执行政令上就要打折扣，从中梗阻，甚至阳奉阴违。在政令实施过程中，地方主义、小团体和个人利益，始终是最大的绊脚石。

　　 ‘‘巴掌小挡住了双眼”，为了一己私利，一些人什么事情都能干或都敢干出来。另外，一些地方或部门的领导素质低下，歪嘴和尚难念真经，也使政令难以顺畅。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例，法律政令汗牛充栋，中央领导耳提面命，但欺榨农民的事情仍屡见不鲜。

　　 二是少数地方和部门的领导讲政治、顾大局的意识日益淡漠。在一些人眼里看来，严格执行党纪政令“是战争年代的事情”，“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现在“谁老实谁吃亏”。拿走私来说，这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党中央、国务院多次部署过打击走私的斗争。但是，就是有那么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铤而走险。

　　 三是施行的政令有相互矛盾或与现实脱节的情况，使下边无所适从或难以执行。近十几年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颁布和出台了许多政令和政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法制基础。但是，由于一些法律、政令不够缜密，下边执行起来也很困难。

　　 《易经》告诫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在我们国家统一、人民团结、政局稳定的今天，关注政令不畅这股潜流，这个不谐之音，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