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指出，当医生治疗病人背脊上的毒疮，碰到病情严重的，一定要挖掉长疮的烂肉，让它生长出新肉。现在品质差身体弱的兵卒，也应当淘汰，就像挖掉烂肉一样；对留下来的应当严格以训练，就像让新肉长出来一样。不按这两种办法去做，那么战备工作就会松弛下去，不知要坏到什么地步。

　　 曾国藩这里讲到了治国军队需要把一些没用的人给淘汰掉。一个组织，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只有淘汰冗员，不断地更新血液，才能永远保持活力，不断前进。

　　 清朝初期，八旗兵叱咤风云，从关外打到关内，收编了明王朝吴三桂的军队，消灭了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和李白成的大顺政权，后又削平三藩之乱，“国家用以定鼎，当时劲悍无敌”。但是，执政以后，八旗子弟养尊处优，讲求享受，“积习乃坏”，不少人患有近视，八旗兵也几乎丧失战斗力。自康熙朝以后，清军主力转为以绿旗为标志的绿营。绿营是清廷削平三藩之乱后，按明代的兵制组成的，以汉人为主体的新武装。

　　 到曾国藩任京官的时期，绿营已走过百余年历程。当时的绿营兵的战斗力如何呢?下面的事例足以说明：咸丰六年冬天，漳州镇总兵周天受带领绿营兵赴援浙江，阻击已因内讧而与洪秀全分裂的石达开部。但是，这些兵勇均已糜烂，毫无战意，唯知掳掠。当时有一段文字描述这些绿营兵很形象：“最先至明镇之兵，染江南骄淫之习甚深，军中多美妇人，艳妆华服，驮以肥马，招摇过市，民咸惊讶。其所部兵勇尤为不仁，由兰溪过金华以人缙云，一路劫掠，至铅锡场，乡团大呼贼至，兵勇狂奔，遂拾其器械以杀之，并夺其辎重，将官死者马姓秦姓唐姓，勇之得免者不过十之二三，遂不能成军，其实不遇一贼耳。”这种乡团与绿营兵的相互仇杀，几乎可以使太平军不战而胜，石达开轻取处州、永康、武义等城。

　　 从制度上来看，也存在众多弊端。(www.daowen.com)

　　 首先清军的建制原则是：“凡天下要害地方，皆设官兵镇成……量地形之险易，酌兵数之多寡。”因此，绿营军的编制，在定员上没有一定的标准。遇到战时调遣，则弊病丛生。兵员定制不一，平时难以进行必要的阵法训练，“夫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之不精与不练同”，平时没有系统的训练，战时便无法取胜。其次，军情瞬息万变，如何合理地调整(分配)，指挥兵员，尤为重要。兵员无定，统帅则胸中无数。由于军队平时分地驻防，遇有变故，便从各地营中抽调兵士，组成军队，另派将领统率，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由此而产生的恶果是极为严重的。曾国藩对此认识极为深刻，“盖缘调兵之初，此营一百，彼营50，征兵1000，而已抽调数营或数十营之多，其卒与卒已不相习矣，而统领之将又非平日本管之官。一省所调若此，他省亦如之。即同一营也，或今年一次凋百人人粤，明年一次调五十赴楚，出征有先后，赴防有远近，劳逸亦遂乖然而能以相人，败不相救之故半由于此。”

　　 其次是清代的选将制度：绿营以行伍出身为正途，将领大多由行伍升迁。清朝承平日久，绿营兵丁子承父业形成世兵制。由于缺少人多，补缺困难，入伍年龄一般偏大。士兵的升级由守兵而步兵，由步兵而马兵，再由马兵升额外外委。以后再升外委、把总、进入下级军官行列。由守兵升至把总要经过五级阶梯，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此后，再经过千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副将等阶梯，论资排辈，逐级升迁。待至升为总兵进入高级军官行列，多已是垂暮之年。循此制所遴选的将领，年龄之大令人吃惊，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1841年)福建水师提督陈阶平已是75岁高龄，江南提督陈化成65岁，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其中算是小字辈，也60岁了。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有的将领老朽怯懦，惧怕英军，临阵脱逃，丧师失地。有的将领，昏庸无能，在英军进攻面前束手无策，连起码的占领制高点，歼敌于登陆之际等军事常识都茫然不知。即使是爱国将领陈连升、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人，他们在战争中仍然采用诸如分兵把守、固守炮台、一线防御、正面柜敌等呆板陈旧的战术，不能适应近代战争机动灵活、散兵作战的要求，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缺少克敌制胜的方法。

　　 根据绿营这种状况，面对强大的太平军，曾国藩在致江忠源书中断言：“即有十万众在我麾下，亦将各怀二心，离心离德。居今之世，用今之兵，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革除其恶习。”后来，他在书信中进一步声称：“国藩数年以来，痛恨绿营习气，武将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不用营兵，不用镇将。”在致王鑫书中讲到：“今日将欲灭贼，必光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慨求吾党质直而晓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靡，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江忠源、王鑫带兵和作战的经验，都比曾国藩多；可是一针见血，另树新军之胆识，则都不及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