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内区域经济空间极化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也是主要从区域经济空间分异和区域经济空间极化两个方面对其进行综述。
2.2.2.1 区域经济空间分异
国内的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的研究文献主要从测度、演化和成因等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具体内容如下:
(1)测度
国内学者多采用人均国民收入(杨开忠,199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魏后凯等,1997;管卫华等,2006;覃成林,2008)等单一指标和基于区域整体实力的综合指标(王启仿,2003;欧向军,2006)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然后在此基础上主要使用基尼系数(林毅夫,1998;石磊等,2006)、泰尔指数(徐建华等,2005;欧向军等,2007)、变异系数(欧向军等,2005)、分异指数(李敏纳,2009)等指标对中国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的程度进行测度,基本上认为中国区域经济总体差距呈扩大趋势。
(2)演化
综观国内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演变趋势的实证研究,主要存在不确定、收敛(趋同)和发散(趋异)等三种演变趋势。胡鞍钢等(2000)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在1978年前不断趋异而1978年之后则趋同,到了90年代以后又趋异。徐建华(2005)、郭岚(2008)等人认为中国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的演化过程呈现为一条由几个倒“U”与“U”型曲线首尾相接的“复合曲线”。高志刚(2002)对新疆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州经济分异现象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地州经济在90年代之前趋同而之后趋异。黄雪琴(2004)对江苏1952—2002年期间区域经济发展进行分析,认为江苏区域经济在1957—1962和1978—1983年间趋异而在其他时间趋同。
金相郁等(2010)、潘文卿(2010)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静态分析还是动态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增长都呈收敛趋势。李冀等(2010)在研究1999—2008年间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的经济分异过程中发现三大地带的经济增长存在绝对收敛特征并且以大约9.4%的速度发生收敛。沈坤荣等(2002)、董先安(2004)等学者在分析中国各省份多年的人均GDP的基础上,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条件收敛特征,其中董先安认为收敛速度为每年9.6%。蔡昉等(2000,2001)、刘强(2001)、彭文斌(2008)等人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存在普遍的趋同现象但各自区域内经济发展存在趋同现象。王启仿(2004)在对江苏省1994—2000年期间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现象进行研究时发现经济较发达的苏南和苏中内部县市存在局部收敛趋势,但是苏北内部不存在局部收敛趋势。董亚娟(2008)基于人力资本视角对浙江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现象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浙江区域经济不存在绝对收敛的特征,但表现出明显的条件收敛和局部收敛的特征。
温桂芳等(2003)在分析中国各省在1981—1999年期间的经济数据后发现地区经济分异非但没有收敛反而以每年1.2%~2.1%的速度进行发散。刘夏明等(2004)认为中国经济总体上不存在收敛,姚波(2005)、何江(2006)、盖文启等(2010)等学者认为从长期看中国区域经济发散现象无论是在三大区域间还是在省际间都是普遍存在的。刘金山(2005)利用经济收敛模型论证了泛珠三角地区自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经济增长呈发散趋势并且发散速度越来越快。董德利(2000)实证分析后得出四川区域经济在1990—1997年期间呈发散趋势,张文(2003)得出云南县域经济发展近20年来趋于发散,李植斌(2003)得出浙江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区域经济亦呈发散趋势,宋萍等(2009)得出福建省的区域经济亦趋于发散。
(3)成因
国内文献中关于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成因的研究也是主要从构成和影响因素等两个方面进行,其中构成包括行业构成(或部门构成)和空间构成,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战略与政策、资源禀赋、经济结构、制度、全球化程度等。林毅夫等(1998)、范剑勇(2003)等人采用基尼系数分解的方法对中国地区经济分异成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空间分异是主要原因。欧向军(2005)使用同样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县域经济分异的演化过程进行结构分析,结果发现第三产业产值的空间分异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强。赵光华(2006)采用加权变异系数分解的方法对1995—2004年山西省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的产业结构进行分解,结果发现第一产业对全省总体经济空间分异的贡献率非常微小,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第三产业呈徘徊上升的趋势。魏后凯(1997)采用泰尔指数分解的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空间分异成因时发现,自1985年以来中国经济空间分异主要表现为三大地带间分异和东部地区内的省际分异,其中总分异中的64%以上是由区域间的分异引起的,另有28%左右来源于东部地区内省际间的分异。欧向军(2004,2007)、胡志远等(2007)对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成因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江苏省经济空间分异的主要来源是苏南、苏中与苏北三大区域之间的分异和苏中及苏北内部的分异。
对中国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现象研究较早的是Aguighier,他在分析中国地区发展战略模式及其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发现中国政府实施的不平衡发展战略是加大东西部分异的重要原因(李敏纳,2009)。后来,林毅夫等(1998)、魏后凯等(2005)等众多学者也从这个视角对中国经济空间分异的原因进行分析。蔡昉等(2000)、张藕香(2007)等人从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等资源要素禀赋的角度分析其对地区经济分异的影响并论证其在拉动地区经济中的决定性作用。魏冬(1996)、苏良军等(1999)、董亚娟(2008)等人分别对长三角地区、湖北省、浙江省和江苏省等地区的区域经济分异的成因进行研究,亦发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沈坤荣等(2002)等学者从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角度分析,认为在计划时期形成的东部重视轻工业而西部重视重工业的产业分布格局是区域经济分异的源头,改革开放后东部拥有较大比例经营灵活、生产效率高的非国有企业是东西部地区分异的主要原因。蔡昉(2002)、白永秀等(2004)、窦玲(2006)等人认为东部地区拥有更加完善的市场制度和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在各种经济社会因素互相推动下形成上升的循环,而中西部地区则是形成下降的循环,从而加剧了地区经济分异。我国东西部地区在制度创新方面受到路径依赖的锁定,且西部地区所受的锁定作用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这就使得西部地区的制度创新难度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邓庆远,2005)。林毅夫(1998)、蔡昉等(2001)认为要素和产品市场扭曲使得产品和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从而不能够反映出它们的相对稀缺程度,致使形成的地区比较优势与该地区的资源禀赋相背离,进而导致中西部地区难以发挥后发优势,这正是促成近年来我国地区之间分异加剧的深层原因。沈坤荣等(2001)、魏后凯(2002,2004)等学者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中国的分布,得到基本一致的结论,那就是外资在我国地区间的不均衡分布是造成经济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魏后凯的研究显示,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投资引起的。Poncet(2003)等学者研究对外贸易在中国的分布,指出对外贸易发展快的地区,其经济增速会快于其他地区,而基础设施不完善、企业融资能力差的落后地区,其技术转变、资源流动和投资活动均遭到抑制,从而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较少。
2.2.2.2 区域经济空间极化
国内对区域经济空间极化的研究进展主要从测度、分布、结构、演化和机制等五个方面进行综述,具体内容如下:
(1)测度
Zhang X B & R.Kanbur(2001)、欧向军和顾朝林(2004)、郭腾云(2005)、李秀伟等(2008)、孟德友和陆玉麒(2009)、马国霞等(2010)等学者主要运用Esteban-Ray指数、Wolfson指数、Tsui-Wang指数测度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极化的总体程度,运用Kanbur-Zhang指数反映其在空间上的极化方向。张晓波等人认为我国城乡间极化比沿海与内地之间的极化严重,但极化速度慢于沿海与内地之间的极化速度。欧向军和顾朝林认为开放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空间极化明显增强。郭腾云在考察1952—2003年间我国区域经济空间极化程度及其空间极化方向时发现,我国区域经济空间极化趋势随时间推移呈交替上升与下降运动,在东西方向上和城乡之间存在明显的极化特征。李秀伟等学者认为1990年以来东北三省区域经济空间极化程度增加。孟德友和陆玉麒从外向型经济的视角测度区域经济空间极化程度并探讨其空间极化方向,发现河南省外向型经济区域空间极化态势突出,中原城市群地区与其外围地区的极化格局明显。马国霞等在对1993—2007年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增长空间极化程度测度的基础上,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对其进行空间模拟,发现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增长空间极化呈上升趋势,且经济增长自经济中心向外围的演化并不完全遵循距离衰减规律,而是在离经济增长中心80km处出现低谷。
(2)分布(www.daowen.com)
国内学者通过空间探索数据技术(ESDA)对整个中国(孟斌等,2005;鲁凤等,2007;吴玉鸣等,2008;张春梅等,2012)、经济区(李秀伟等,2008;胡毅等,2010)、省域(蒲英霞等,2005;靳诚等,2009;曹芳东等,2011)等不同层次空间进行区域经济的分布格局分析。其中,孟斌和鲁凤等人发现中国省区经济之间的关系存在“高高”“高低”“低高”和“低低”四种类型,前三种类型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而后一种类型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张春梅等人分析后认为区域经济发展受到空间毗邻关系的影响,存在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分别集聚的现象,其中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和天津等成为发达经济的集聚区,而西藏、云南和山西等中西部地区成为欠发达经济的集聚区,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形成发达经济与欠发达经济空间集聚与分异的格局。李秀伟和修春亮对东北三省区域经济空间集聚现象进行分析,认为高值聚集区分布在辽中南地区,而低值聚集区分布在黑龙江北部、吉林东部和西部、辽宁西部等地。胡毅等对长三角经济区的县域经济进行空间分析,结果发现“高高”类型主要分布在上海、苏南及浙北地区,而“低低”类型主要分布在苏北和浙南地区。蒲英霞等学者基于ESDA对江苏县域经济进行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发现苏南和苏北地区内部分别形成了与周边地区显著相似的区域。靳诚等学者运用空间关联指数、空间变差函数等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格局进行分析,得出相似地区在空间上集聚分布且空间格局中连续性和自组织性越来越强而随机成分却不断降低的结论。曹芳东等学者运用不平衡指数和空间统计模型对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定量研究,得出苏南和苏北地区分别成为江苏经济的高度集聚区和低度集聚区的结论。
(3)结构
我国学者陆大道(1988,1995,2001)在吸收增长极理论和生长轴理论核心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点-轴”空间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要素大都向“点”上聚集,同时“点”与“点”之间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形成“轴”,“轴”成为“点”吸引社会经济要素和扩散社会经济要素的载体,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等级的“点”和“轴”,正是由这些不同等级的“点”和“轴”构成了有机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体系(图2-2)。陆玉麒(1998,2002)在点-轴空间结构理论的基础上以流域为研究背景提出“双核”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区域核心城市与港口城市的空间组合实现了区位上和功能上的互补,这种由区域核心城市、港口城市及其间连线构成了一种有机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体系。这种双核空间结构现象广泛存在于各国沿海和沿江地区,依据不同的主导方式可分为内源型和外生型两种类型。吴相利(2000)在点-轴空间结构理论和双核空间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基于流域经济发展的视角提出“点-轴-面”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依托流域中河流沿线城市这些“点”,借助河流沿线这个“轴”,辐射整个流域的“面”,从而形成“点-轴-面”的空间结构系统。
图2-2 点-轴空间结构系统的形成过程
资料来源:陆大道(1995)
我国众多学者采用各种方法对区域经济空间极化结构进行实证研究。在核心区和边缘区的范围识别方面主要采用计量经济统计方法、地统计方法及二者相结合的方法。Tuan & Linda(2000)对1998年广东省电子产业数据进行计量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深圳、广州、惠州和汕头等四个城市为该区域的核心城市,其余地区则为边缘区域。王冠贤等(2003)选取12个典型经济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确定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类型,在此基础上对其经济空间结构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珠三角经济区的空间组织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正由极化向反极化、由不平衡向平衡、由单极核向多极核的方向演变。樊新生(2005)在对河南省经济空间结构研究时认为核心区必须具备人均GDP要高于整个区域的均值且其相邻区域人均GDP低于整个区域的均值、经济增长与相邻区域的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等两个条件,在此基础上发现,河南省经济空间结构出现多经济中心现象,而且经济中心处于更替过程中。李小建等(2006)、李秀伟等(2008)、靳诚等(2009)、曹芳东等(2010)、张春梅等(2012)等学者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推算经济聚集区的范围,以此判定经济的核心区和边缘区的范围。
(4)演化
陆大道(1988)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低水平的平衡状态的空间结构、城乡二元空间结构、多核心的空间结构、高水平的平衡状态的空间结构等四阶段的区域经济空间演变过程。薛普文(1988)将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过程划分为分散孤立的小地域范围内的低水平均衡式空间结构、以向中心区集聚为特征的极核式空间结构、以向外扩散为特征的极核式空间结构、多核心的网络化的高水平均衡式空间结构等四个阶段。覃成林(1996)认为,对应于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过程划分为极核式结构、分布有序的点-轴式空间结构和均衡式网络结构等三个阶段。崔功豪(2000)认为,与区域经济工业化的演进顺序相对应,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相应地表现为离散型空间结构、聚集型空间结构、扩散型空间结构和均衡型空间结构的演替次序。甄峰等(2000)在对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空间结构演化过程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由计划干预下的单核心结构经老核心区和新核心区并存的多核心结构转向极化与反极化并存的空间结构(图2-3)。王冠贤等(2003)以珠三角地区28个县市为地域研究单元,对1990年、1995年和1999年该地区经济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发现珠三角地区的经济空间结构正由单极核向多极核的方向演变。刘兆德等(2007)对1991年、1998年和2005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空间极化特点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长江三角洲地区一直表现为核心-边缘结构,只是由传统的单核心模式转变为具有等级体系的多核心模式。
图2-3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示意图
资料来源:甄峰等(2000)
(5)机制
国内学者也是主要从经济活动主体的区位选择、经济活动客体的禀赋差异、经济活动空间的相互作用等三个视角分析经济空间极化形成机制。
谭遂等(2002,2003)研究居民和生产厂商行为选择对多核心-边缘结构形成的影响,结果显示消费者多样化消费偏好和生产厂商对中间产品的多样化偏好是区域经济聚集的主要力量。梁棋等学者(2004)认为经济活动主体基于节约成本和利用集聚经济的双重考虑是形成多核心-边缘结构的来源。金丽国(2007)认为,居民和企业两个经济主体进行空间自组织活动产生区域经济空间极化,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加剧了这种空间极化。
王合生等(2000)、郭腾云(2006)等学者认为区域发展政策影响我国区域经济空间极化分布,其中优先发展的区域凭借先发优势成为经济核心区,而其他区域则因为没有优惠政策发展后劲不足成为外围区。金凤君(2001,2003)认为铁路客运提速、航空客流网络发展凭借其信息交流快捷而抢占市场先机使得经济向铁路沿线区域、机场所在区域集聚。欧向军等(2004)认为区域发展策略、乡村工业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从自上而下的方向、自下而上的方向、外生的方向影响空间极化。胡彬(2006)认为制度通过体制与市场这两个界面组织与再组织区域经济活动,而不同程度的市场化进程对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产生了非对称性的影响是形成经济空间极化的根本原因。赵映慧等(2010)认为优越的交通条件、重要的经济与政治地位、优惠的经济发展政策、强大的地方财力、产业集聚与规模经济效应和地方政府极化开发等方面是引起经济空间极化的动力。赵新正(2011)从外资企业、跨国公司分布等方面分析上海-长三角经济区经济空间极化格局,认为经济全球化对经济空间极化影响显著。郭腾云等(2012)等认为资本深化、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空间依赖效应对京津冀都市区经济空间极化起显著作用。
吕拉昌(2000)运用增长极理论分析极化效应和新极化效应对珠江三角洲经济空间极化格局形成的影响。陈修颖(2003)在研究湖南省经济空间极化格局时发现,20世纪80年代珠三角成为全国集聚核心区时湖南省湘江-京广铁路沿线成为该省经济空间集聚区,90年代以后当长三角崛起成为国家集聚核心区时湖南省经济向环洞庭湖地区、岳阳、长株潭地区集聚,从而认为空间近邻效应对区域经济空间极化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杨帆(2005)从集聚和辐射的角度分析多核心结构的形成。王建廷(2007)从分工网络、交易的地理集中及分工水平相互作用的角度解释区域经济空间极化结构的形成,结果发现:在专业化分工水平很低时因交易需求很少,经济活动在空间上是分散的,在专业化分工水平上升时因交易的地理集中,经济活动产生空间极化,随着交易网络的扩大,因集中交易的效率降低,经济活动空间极化趋势减弱。李国平等(2007)通过转移概率矩阵对无条件和包含空间条件两种情况下动态随机核估计及密度进行对比分析,认为是空间溢出效应促使相似经济水平地区的空间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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