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区域经济空间极化相关研究的内容涉及面较广，研究的成果也较多。通过对其研究文献的梳理，大致将其从区域经济空间分异和区域经济空间极化两个方面进行综述，其中前者是后者的一般形式，后者是前者的一种特殊形式。

2．1．2．1　区域经济空间分异

国外对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的研究进展主要从测度、演化和成因等三个方面进行综述。

（1）测度

国外文献中主要使用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库兹涅茨比率（Kuznets ratio）、泰尔熵标准（Theil's entropy measure）或者泰尔指数（Theil index）、阿特金森指数（Atkinsom index）、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等指标对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的程度进行测度。然而，这些测度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不平衡的指标总是体现不出代表道德价值判断的福利状况，没有一个是最完美的指标，但是它们却在处理经济发展空间不平衡问题时被大量使用。

（2）演化

综观国外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演变趋势的实证研究，主要存在倒“U”型、收敛（趋同）和发散（趋异）三种演变趋势。倒“U”型趋势最先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Kuznets）在1955年对18个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实证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即收入空间分配不平等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在经济增长的早期增大而在经济增长的后期减少”，表现在图形上是一条形似颠倒过来的U的曲线，故称之为倒“U”型趋势。威廉姆森（J．G．Williamson）于1965年在对24个国家的横剖面数据和10多个国家的时间序列经济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也发现国家间或区域间经济差距呈倒“U”型演变趋势。

区域经济趋于收敛（趋同）是鲍莫尔（Baumol，1986）、巴罗（R．J．Barro，1991）、库伯格（S．Coulombe，2000）、班雅拉塔伟和哈恩（Kraiwinne Bunyaratavei ＆ Eugene Hahn，2007）等学者对国家间、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后得出的结论。Baumol在分析16个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数据后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趋同现象，但由于被质疑选样（样本区域和研究时段）有偏，所以区域经济收敛的分析结果并不能令人信服。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经济收敛的支持者从绝对收敛退守至条件收敛（R．J．Barro ＆ Sala－i－Martin X，1992；G．D．Mankiw等，1992；Farhad ＆ Rassekh，2001）和局部收敛（Ben David D，1994；Pritchett，1997；Donghyyun Park，2003）。

区域经济趋于发散（趋异）是由Jackson（1981）、Bernard ＆ Andrew ＆ Steven N Durlauf（1996）、G．Duranton ＆ D．Puga（2000）、Maddison（2001）、Maria Isabel Serra（2006）等学者研究证实。其中，Jackson对美国九大经济区在1960—1978年期间的人均收入变动趋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其人均收入差异基本保持稳定的状态而没有出现收敛的现象。Bernard ＆ Andrew ＆ Steven N Durlauf用新的时间序列分析技术对15个OECD国家1900—1987年期间的数据进行收敛性研究，结果证实了收敛假说的无效性。G．Duranton ＆ D．Puga在分析美国各经济区的经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发现其经济增长不存在收敛趋势。Maddison在分析世界各国在1820—1992年期间的经济发展差异的基础上，发现西欧国家与非洲国家间的经济差距由最初的2．9倍增大到后来的13．2倍。Maria Isabel Serra对拉美地区及其各个国家在1975—2005年期间的经济数据进行收敛性分析，在比较实行贸易自由化前后的拉美各国区域经济差异演化趋势的基础上，发现拉美地区国家间的经济差距趋于发散且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内部的区域经济差异也趋于发散。

（3）成因

国外文献中关于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成因的研究主要从构成和影响因素等两个方面进行，其中构成包括行业构成（或部门构成）和区域构成，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资本、人力资本、制度、区位等。威廉姆森（J．G．Williamson，1965）采用加权变异系数分解的方法对24个国家的横剖面数据和10多个国家的时间序列经济数据进行行业分解，结果发现：在工业化早期因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几个发达区域而导致的工业发展分异是区域经济分异加剧的主要根源；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制造业在各个区域分布趋同，从而区域经济趋于收敛。后来，A．F．Shorrocks（1982）、T．Akita（2010）等人使用同样的方法对区域经济行业构成进行分解，都证实了工业空间分异是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J．Schwarze（1996）、Julide Yıldırım ＆ Nadir Öcal（2006）等学者采用泰尔指数分解的方法分别对德国、土耳其的经济差异成因进行空间分解，结果表明区域间经济分异是总分异的主要来源、区域内经济分异是第二来源。

Mac Dougall（1960）、J．G．Williamson（1965）等学者在对多个国家（地区）多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资本的配置会因“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而出现发达地区资本配置较多且发展较快而落后地区配置较少发展较慢的“马太效应”。Romer（1986）和Lucas（1988）在论证了干中学与知识外溢可以提高生产力的基础上认为人力资本存量有可能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人力资本存量较大的国家或地区有可能在长时期内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人力资本存量较小的国家或地区则保持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率，这是导致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I．Adelman ＆ C．T．Morris（1973）等人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到相似的结论，那就是制度因素同资源禀赋因素一样是解释区域经济分异的关键因素。A．K．Dixit ＆ J．E．Stiglitz（1977）、U．Walz（1996）、L．Martin（2000）、Jeffrey Sachs（2000）等学者将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收益递增的视角出发，着重分析聚集经济、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形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地区经济分异的成因。A．B．Jaffe ＆ M．Trajtenberg ＆ R．Henderson（1993）、A．Getis ＆ J．K．Ord（2002）等学者采用空间统计和空间计量学模型，从知识溢出的视角来探测和检验区域增长过程中表现出的地理空间效应，结果发现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在区域经济空间分异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1．2．2　区域经济空间极化

国外对区域经济空间极化的研究进展主要从测度、分布、结构、演化和机制等五个方面进行综述。

（1）测度

伊斯特班和瑞伊（J．Esteban ＆ D．Ray，1994）首先提出Esteban－Ray指数用于测度收入分布极化的度量，紧接着，沃尔夫森（M．C．Wolfson，1994）在洛伦兹曲线的基础上推演出Wolfson指数，崔启源和王有庆（Kaiyuen Tsui ＆ Wang Youqing，1998）在Wolfson指数的基础上推导出Tsui－Wang指数用于测度收入分布的极化程度，这三个指数的值越大则表示极化程度越大，反之则越小。然而，这三个指数只能表征研究对象分布的总体极化程度而不能反映其在空间上的极化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坎伯尔（Kanbur）和张晓波利用Kanbur－Zhang指数（区域之间不均衡和区域内部不均衡的比值）来测度区域极化的演化方向（Zhang X ＆ R．Kanbur，2001）。L．Fedorov（2002）利用这些指标测度1990—1999年间俄罗斯区域经济的极化程度。(www.daowen.com)

（2）分布

Pritchett（1997）对世界各国间经济空间极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富裕国家主要分布在西欧和北美而贫困国家主要分布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Enrique López－Bazo、Esther Vayá、Antonio J．Mora ＆ Jordi Suriñach（1999）在对欧盟一体化研究过程中，通过采用空间自相关指标（I．Moran's ＆ C．Geary's）对各个国家的人均GDP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分别集聚在欧盟的北部和南部，并且局部经济发展的热点（经济活跃区）逐步南移。他们还对欧盟内部的国家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意大利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区域分别集聚在该国的北部和南部，西班牙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区域分别集聚在大西洋沿岸和内陆地区。Donghyyun Park（2003）对亚太地区1960—2000年期间的人均收入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经济发达地区主要集中在西太平洋沿岸国家和东太平洋沿岸的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文莱、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而发展中国家主要集中在剩下的地区。

（3）结构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1955）首先创立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首先出现并集中在具有创新能力的部门，而这些部门常常集聚在某些点上，于是在这些点上形成增长极。德国学者沃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生长轴理论，该理论把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认为交通干线凭借方便人口流动、降低运输费用等优势吸引产业、人口向其集聚，从而形成以交通线为主轴的产业带（张文尝等，2002）。法国的经济学家布代维尔和拉塞把区域及其之间的空间联系纳入增长极理论（J．R．Boudville，1966），强调增长极与周围地区的地域结构关系，认为增长极的空间结构决定了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空间模式。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1966）在拉美学派依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中心－外围理论，认为经济活动常常集聚于区域内少数的“中心”，然后由这些“中心”向“外围”扩散，“外围”依附于“中心”而获得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心－外围的空间发展模式。

众多学者对以上空间极化结构理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北美、欧洲及亚洲等地区存在多核心－边缘结构。Giuliano ＆ Small（1999）通过对美国芝加哥地区1970—1980年的人口和就业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将就业密度的峰值地区确认为次核心，从而确认其具有32个次核心。I．P．Andrada ＆ J．Timothy（2002）对瑞士3个主要的城市带进行研究，发现它们通过几十年发展形成了由多个小型城市主导的多核心空间结构。C．Baumont ＆ Cem Ertur ＆ Julie Le Gallo（2003）利用探索空间数据分析的方法，将就业和就业密度这两个指标都超出周边地区的区域作为潜在核心区，然后根据经济增长高低分出核心区和次核心区。钱运春（2003）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欧洲就业比重、GDP增长率等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德国的萨尔州、荷兰的北荷兰区、法国东部等传统核心和卡斯蒂利亚、爱尔兰、里斯本和阿尔加维等新崛起的核心，都成为欧盟次一级经济核心。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区域经济空间极化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演化。Wilson（2000）、J．Ranajo ＆ M．Marquez ＆ G．Hewings（2002）等学者研究发现，区域经济空间极化结构由原来的核心－边缘结构逐渐转向网络结构，该结构由节点、流、网络等三个要素组成，具有很强的连通性，是一种有效的区域经济发展空间结构模式。

（4）演化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1966）依据美国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中心区和外围区的边界演化，将区域经济空间极化结构的演变分成相互独立且平等的地方中心阶段、强大的单中心－外围阶段、单中心和强大次中心阶段、功能一体化的城市空间体系阶段等4个阶段，每个阶段区域经济空间极化结构均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图2－1）。维宁（D．R．Vining ＆ T．Kontuly，1978）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在经济发展早期，人口、产业和资本都集中于中心区；在经济发展中期，人口、产业和资本向中心区集聚的现象趋于缓慢，到了经济发展的后期，中心区出现诸如地价高涨、交通阻塞、噪音和空气污染等外部不经济现象，使得人口、产业和资本渐渐地从中心地区向外围区域转出而致使整个区域共同发展。L．S．Bourne（1980）在研究美国经济的空间极化现象时发现，19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期间空间极化现象突出，自20世纪60年代东北—中西部制造业带形成之后则出现空间反极化趋势。C．C．Fan（1994）在研究美国俄亥俄州经济空间极化与反极化现象时发现：一些老工业核心区因传统制造业衰退而随之衰退，而一些高新产业区或新兴产业区出现在远离老工业中心的新区位。

图2－1　区域经济空间极化结构演化过程

资料来源：樊新生（2005）

（5）机制

国外学者主要从经济活动主体的区位选择、经济活动客体的禀赋差异、经济活动空间的相互作用等视角分析经济空间极化形成机制。区位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者重视经济活动主体的区位选择对区域经济空间极化的影响，前者主要关注厂商或企业的区位选择，后者同时关注厂商、消费者和地方政府等三者的区位选择。杜能（Johan Heinrich von Thunen，1826）、韦伯（Alfred Weber，1909）、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廖什（August Losch，1940）等学者认为厂商或企业基于对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原则的区位选择塑造了区域经济空间极化的格局。Dixit ＆ Stiglitz（1977）、Krugman（1995）、Venables（1996）从规模报酬递增、路径依赖等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厂商因追求规模报酬递增与运输成本最小化而集中在市场需求最大的地区，且经济活动一旦聚集就会发生循环累积作用，则空间极化趋势愈加明显。

一些学者重视经济活动客体的禀赋差异对区域经济空间极化的影响。D．Lapple ＆ P．Hoogstraten（1980）认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引起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极化，D．K．Forbes（1987）认为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使得社会生产力不至于过度集聚，R．L．Mitchelson（1990）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对美国经济空间极化的作用，C．C．Fan ＆ E．Caseti（1994）认为区域空间重构是引起1975—1989年间美国区域经济极化增强的重要动力之一，Mee Kam NG（1994）认为劳动地域分工制度强化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经济的核心－边缘结构，Yeung（1998）认为有利于垄断的发展战略和相关机构的设立使得跨国资本更容易在某些关键地点集聚，L．Fedorov（2002）认为区域出口额与城市规模是引起俄罗斯区域经济空间极化的主要因素。

另有一些学者关注经济活动空间的相互作用对区域经济空间极化的影响。佩鲁（Francois Perroux，1955）认为经济增长中心通过积极的内外部效应和创新两种方式实现其经济增长的单位成本降低，并凭借其优势吸引其他区域的生产要素而自动强化其地位。缪尔达尔（Cunnar Myradal，1957）和赫尔希曼（A．O．Hirshman，1958）分别用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极化效应和渗透效应等两个相对立的效应分析区域经济空间极化机制，其中回流效应或极化效应强化空间极化趋势，扩散效应或渗透效应弱化空间极化趋势。至于是扩散效应或渗透效应占优势还是回流效应或极化效应占优势则取决于区域的交通、区位、制度、文化等因素。Krugman（1995，1998）通过市场传导的向心力和离心力作用分析区域经济空间极化现象，若向心力大则极化加强，反之则减弱。L．Anselin（1995）运用空间回归模型探讨空间自相关作用对区域经济空间极化的影响机理及影响程度，结果发现区域经济活动空间的自相关性主要通过空间近邻效应和极化—涓滴效应影响区域经济活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而影响区域经济空间极化，前者主要是由于区域间距离近使得经济活动成本节约而促进区域经济集聚，后者主要是由于增长极吸引物质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形成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正外部性经济，使得经济活动成本节约而促进区域经济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