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后,山东的蚕桑丝绸业逐渐衰退,桑树被大面积砍伐,桑茧产量下跌,缫丝厂和纺织厂相继倒闭,出口丝织品数量锐减。究其原因,既有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竞争、人造丝等新材料的冲击,又有资金不足、技术与设备落后的痼疾,以及军阀混战、官场腐败等恶劣环境的夹击,在众多因素的影响下,山东蚕桑丝绸业最终体力不支,衰退下去。抗日战争的爆发更是给它以致命的打击。

(一)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是山东蚕桑丝织业衰退的最直接的原因

经济危机的爆发给山东蚕桑丝绸业以沉重打击,第一,由于购买力下降,各国不仅订货减少,而且相继提高了我国绸缎的进口额,如美国提高了60%以上,其他各国最低亦达30%。^[77]因此,1929～1933年中国生丝的出口量减少了60%。^[78]山东生丝的出口量也相应减少。第二,山东的丝厂数和丝车数也急剧减少。据统计,1929、1930、1932、1933、1936五年,丝厂数依次为10、7、2、6、2个,丝车数依次为2092、1702、1132、1642、920部,下降趋势相当明显。^[79]此外,经济危机引起的银价波动对山东蚕桑丝绸业的进出口贸易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多方面的竞争也是导致山东蚕桑丝绸业衰退的重要因素

1.来自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极大地解放了欧美国家的生产力,为这些国家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机械化的生产方式,这对历来运用手工操作进行生产的中国丝织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冲击。意大利、法国等国大力开展的科学养蚕和机械纺织事业,促进了蚕桑丝绸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对中国蚕桑丝绸业也形成一种极大的挑战。

2.日本对山东蚕桑丝绸业的多种冲击。第一,凭借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雄厚的资金,先后设立青岛铃木、张店铃木和青岛沧口钟渊三大丝厂,通过垄断茧源、压低茧价、收购蚕丝、出售丝织品等手段,操控山东的丝织市场,导致许多小生产者亏损或破产。如以铃木丝厂为基础成立的日华蚕丝会,建立以张店为中心,以青州、临朐、周村、长山、博山为外围的收茧网络,配备川式烘茧机和运输卡车,随收随烘,趁茧熟之机,“日人驻周收茧之洋庄,复从中把持操纵,上下茧价;但农家之蚕茧既熟,恐其出蛾,价虽甚低,亦势必忍痛出售”^[80]。至1934年,“山东蚕丝已为日本压倒,一蹶不振”。1932年全省所产蚕茧的十分之九被日本丝厂以廉价收购,损失不下2千余万。^[81]第二,通过“二线”(丝线与航线)和“引丝扼绸”政策,利用关税调节手段,一方面降低中国生丝的出口税,大量收购中国生丝,作为原料进行加工,然后倾销到中国和国际市场;另一方面提高中国丝织品的出口税,限制中国丝织品的出口,造成中国丝织原料短缺和占领中国的丝织品市场。结果,1931～1937年,中国蚕丝产量占世界主产国蚕丝产量的比重从44.96%降至20.17%,日本则从42.21%提高到74.41%。^[82]第三,自1925年起,特别是经济危机爆发后,通过正规或非正规渠道,将大量廉价的人造丝输入山东,导致山东丝织业的畸形发展。其途径,或者如同英、法、意、美、德一样,从上海到济南或青岛,再到周村;或者从大连走私到山东东北部的无棣、高苑、利津、沾化等地,再由陆路偷运到周村,从而逃避关税。^[83]人造丝以其成本低、易纺织、易上色、销路广、利润高等特点而造成周村纺织业的畸形发展,一时间,改用人造丝做生产原料、扩大生产能力的工厂及农村中拥有2～4台织机的小机坊大量涌现。结果,“国外人造丝大事进口,周村机纺,以其价贱可以赢利,争相采用,改织改良葛、中山葛、麻葛、素葛等以应市面,纯用丝织之洋绉、华丝葛、湖绉、线春等出品,行将退化几尽,以数千年来负有丝织盛名之周村,畅销土丝之集中市场,而今一变为麻织品之周村,为山东销行日本人造丝之冠军”^[84]。为了保护中国的蚕桑丝绸业,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胶州海关到周村缉私,勒令周村丝绸商和丝织业补交海关税,产品出境须领运销证,以此限制人造丝的生产。结果,不到一年,织人造丝的工厂、机坊、机户便全部停工或倒闭,造成二三万工人失业。到1936年,只有20%的工厂陆续恢复生产。据1936年《申报年鉴》载,当时周村较大丝织工厂只有16家。

3.新材料的冲击及丝织原料的短缺。除人造丝对丝织业的冲击外,棉花与烟叶的种植对山东蚕桑丝绸业也形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山东位于黄河下游,东濒大海,气候温和,土多砂壤,轻松肥沃,适合于棉花与烟叶的生长。早在清末,山东西部运河及黄河沿岸就开始种植棉花;到1925年,棉花种植已沿胶济铁路线扩展到山东东部的胶东一带。^[85]30年代,由于海外丝价、茧价跌落,土种茧从过去的每斤售价八角跌至一角几分,所以,沿胶济铁路一带,许多地方拔去桑树,又改种烟叶。^[86]此外,烟台地区缫丝所需柞蚕茧资源的缺乏也是山东丝织业衰退的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本地所产柞茧仅供家庭手工缫丝之用,工厂所需主要来自辽宁的安东,特别是一战前山东柞蚕业最盛时,每年须输入10万笼,每笼装40千至60千(野蚕茧以千个为单位,茧一万个称十千,十万个称百千),即每笼4万至6万颗茧,每5笼缫丝一担。^[87]由于须交不少厘税钱,如辽宁每笼厘税钱,有四五钱或八钱多两种,烟台为三钱五分^[88],加之运费、茧的腐烂损失等,人们无法负担,于是,许多胶东人宁愿到东北开纩缫丝;此外,1914年安东陆续设厂后,鲜茧输出逐渐减少,特别是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安东一带广植柞林,设立蚕种制造场,作大规模经营后,茧源更是不继,烟台柞丝生产困难。

(三)资金短缺、技术设备落后是山东蚕桑丝绸业衰退的根本原因

尽管一二十年代山东进行了蚕桑改良运动,但整体效果不够理想,除周村、益都、临朐等少数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外,大多数地区蚕农仍使用土种“鲁黄”育蚕,出现了“改良茧少,土种蚕多”的状况,蚕质虚弱、产丝量少;土种育蚕场所大多仍是蚕农自家的住宅,蚕具与蚕室也不注意消毒,一般农民养蚕,仍毫无技术可言,育蚕死亡率平均每年高达十之三四。^[89]尽管出现了机械缫丝和纺织,但因资金和技术问题,仍以手工缫丝和纺织为主,即使是机器缫丝厂,筹备资金最多的也只10万元,织机最多有200台,根本无法与拥有20万日元资金、由正金银行提供无息贷款、年收茧数达20万斤以上、纺车600部的张店铃木丝厂和纺车1000部的青岛铃木丝厂相抗衡。1932年,每箱丝成本1200两,售价却不及500两,并且尚有运至上海未销出的陈丝3800箱,故周村四大丝厂无法支撑,完全停业。^[90]

(四)军阀混战、官场腐败也是山东蚕桑丝绸业衰退的因素之一

1912～1937年,山东先后经历了九任军阀统治,政权更替频繁,最长的韩复榘执政时间为7年,其余的要么一二年,要么三四年;历届政权侧重于党派斗争、军阀混战或征收苛捐杂税,结果导致百姓背井离乡,无心从事蚕桑业,正所谓“全境人民,苦于东土,弃家舍业,耕耘不暇,田园荒芜,已成普遍,而于桑树之栽培,肥料之施用,养蚕制种缫丝方法之改进,更不暇计之”^[91]。张兆麟在《胶东之丝绸业》中也说,胶东丝绸,以出口为大宗,但自经济恐慌波及全球以来,各国之购买力减低,“加之数岁以前,胶东连年兵扰,苛捐杂征,无所不有,植柞者废其田,织绸者废其机,而散处流离,民不聊生,故绸业因益式微”^[92]。即使有从事蚕桑业改良运动的,但也因官场恶习而影响了发展与改良的成效,如“各机关人员对于农民,究少联络,且未全尽指导之责,故蚕业机关之过去成绩甚少”^[93]。

(五)自然灾害也影响了山东蚕桑丝绸业的发展

山东的自然灾害,主要以黄河泛滥为主,黄河几乎一年一度闹灾,但以1931年、1933年和1935年为重。如1935年,鲁西几十县尽成泽国,洪水流面东西长300千米,南北宽70千米,灾民达五六百万人。“人民多遭没顶,漂泊洪涛,浮沉激湍,宿露餐风,吁天呼地。”^[94]这种状况,对于种桑养蚕、缫丝纺织的农户来说,也是一种难以抗御的打击。

【注释】

[1]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2]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戊),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4年版,第207～211页。

[3]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丝绸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4]缪毓辉：《中国蚕丝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1～56页。

[5]蚕丝业同业组合中央会：《支那蚕丝业大观》,冈田日荣堂1929年版。

[6]缪毓辉：《中国蚕丝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0～61页。

[7]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丝绸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页。

[8]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志编纂委员会：《周村区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

[9]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山东实业志(山东省)》(辛),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4年版,第59页。

[10]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志编纂委员会：《周村区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页。

[11]淄博市志编纂委员会：《淄博市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93页。

[12]经济讨论处：《中外经济周刊》第130期,1925年9月19日,第37页。

[13]〔日〕藤冈启著,吴自强译：《满蒙经济大观》,上海民智书局1929年版,第92页。

[14]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丝绸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8～260页。

[15]山东省立模范蚕业讲习所编印：《山东省立模范蚕业讲习所要览》,民国十二年(1923),第2～5页。

[16]山东农业调查会：《山东之农业概况》,启明印刷社1922年版。

[17]王庄穆：《民国丝绸史》,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

[18]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62～163页。

[19]《国内经济》,《工商半月刊》(第六卷第九号),1934年5月1日,第147页。

[20]《山东丝业改进计划》,山东省档案馆档案,临2-10-69。

[21]《山东省立蚕业试验场临朐蚕种制造所损失报告册》,山东省档案馆档案,临2-10-71。

[22]王庄穆：《民国丝绸史》,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

[23]林修竹：《茂泉实业文集》,1926年,第108页。

[24]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71页

[25]庄维民：《近代山东蚕桑业的改良及其影响》,《古今农业》1999年第4期。

[26]〔日〕青岛守备军民政部：《蚕业》,《山东之物产》第4编,1920年,第117页。

[27]缪毓辉：《中国蚕丝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7页。

[28]青岛市档案馆：《帝国主义与胶海关》,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06页。

[29]庄维民：《近代山东蚕桑业的改良及其影响》,《古今农业》1999年第4期。

[30]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周村商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

[31]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5页。

[32]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辛),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4年版,第60～65页。

[33]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志编纂委员会：《周村区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

[34]王庄穆：《民国丝绸史》,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

[35]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丝绸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154页。

[36]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志编纂委员会：《周村区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

[37]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周村商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38]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周村商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页。

[39]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1页。

[40]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志编纂委员会：《周村区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www.daowen.com)

[41]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周村商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122页。

[42]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周村商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119页。

[43]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周村商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163页。

[44]《中国近代纺织史》编辑委员会：《中国近代纺织史》(上卷),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

[45]《裕兴化工厂：最早的国产硫化青染料诞生地》,《济南时报》2012年6月15日。

[46]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辛),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4年版,第104页。

[47]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周村商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119页。

[48]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辛),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4年版,第104页。

[49]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丝绸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页。

[50]王庄穆：《民国丝绸史》,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年版,第498页。

[51]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辛),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4年版,第134～147页。

[52]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3～264页。

[53]李耕等：《裕厚堂——华成丝厂的五十年》,《周村商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54]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辛),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4年版,第105～106页。

[55]雷雨忱、王维业、李静波：《忆建国前周村的丝绸商贸活动》,《周村商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

[56]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丝绸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231页。

[57]王庄穆：《民国丝绸史》,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年版,第501～502页。

[58]黄炎培、庞淞：《中国商战失败史》,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92～93页。

[59]王庄穆：《中国丝绸史》,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年版,第500页。

[60]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辛),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4年版,第104～105页。

[61]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丝绸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219页。

[62]蔡鸿源、孙必有收集整理：《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第8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二辑第67页,第一辑第75页。

[63]《申报》大总统命令,1912年4月18日。

[64]王庄穆：《民国丝绸史》,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65]赵秉钧：《工商会议报告录》,工商部1913年版,第2～3、284～297页。

[66]李新、李宗一：《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78页。

[67]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62页。

[68]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三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页。

[69]王庄穆：《民国丝绸史》,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239页。

[70]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74页。

[71]黄炎培、庞淞：《中国商战失败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92～93页。

[72]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丝绸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154页。

[73]淄博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淄博市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76页。

[74]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75]《呈文》,《山东实业公报》(第二十二期),1933年4月版,第11页。

[76]吕伟俊：《民国山东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239页。

[77]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三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5页。

[78]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79]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7页。

[80]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3页。

[81]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三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37页。

[82]王庄穆：《民国丝绸史》,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83]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8～419页。

[84]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三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页。

[85]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97页。

[86]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8页。

[87]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辛),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4年版,第65页。

[88]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10页。

[89]马云栋：《山东省蚕丝调查报告及改良意见》,《建设半月刊》(第二卷第十期),1937年5月,第14页。

[90]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三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37页。

[91]《山东丝业今昔观》,《中行月刊》(第九卷第四期),1934年10月,第120～121页。

[9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三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38页。

[93]吴英若：《山东蚕业失败之原因》,《山东实业公报》(第八期),1932年2月,第7页。

[94]吕伟俊：《民国山东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