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37年抗战爆发前山东的蚕桑丝绸业,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即一二十年代,这是山东蚕桑丝绸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后一阶段即30年代,这是山东蚕桑丝绸业的衰落时期。以下从植桑养蚕、缫丝、纺织、印染等四方面,全面展示这一时期山东蚕桑丝绸业的发展变化情况。

(一)植桑养蚕

从桑树种植情况来看,1922年,省内107县中106县有桑树种植,桑树达3044万余株。^[2]1929年仍有散植桑3000余万株,但1936年仅有1600万株。^[3]

有关产茧量,据民国初年官厅统计,107县中养蚕户为17万以上,年产鲜茧40余万担(一担等于50公斤)。民国十九年(1930)山东实业厅报告中说年产鲜茧96000余担。民国二十一年(1932)实业部国际贸易局调查,养蚕县为57个,户为369747,鲜茧115574担。但30年代中期蚕丝改良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则为67000担。^[4]40万担的数字有些夸大,10多万担比较适中,30年代的6万多担说明养蚕业的明显衰落。

又据《支那蚕丝业大观》^[5]统计,1925年山东全省产茧116242担,产量高的地区集中在山东中部,分布于胶济铁路沿线以及津浦铁路之中段。临朐年产茧量一直保持在4万担,其次主要是莱芜、蒙阴、益都、新泰、平阴、博山等处。

正是这些重要生产地区的植桑养蚕情况的变化,加速了山东蚕桑丝绸业的转变。据《山东省志·丝绸志》记载,临朐有9万户人家,有“种桑之田十亩而七,养蚕之家十室而九”之说,1924年有农田间作桑120余万株,1923～1928年间,年产茧450万斤,缫丝4000箱,县内有丝厂300家。但到30年代初,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九一八事变、日本人造丝输入等因素的影响,临朐县茧价从最贵时的每斤1.2元跌至0.2元,导致全县四分之一的桑树被砍伐。

另据《民国丝绸史》记载,1929年全省所产的5000余吨丝中,半数为临朐生产,但到30年代中期,临朐20多万亩桑园改成烟田,桑园面积仅存7.94万亩。

再如全省最大的丝绸产地和贸易市场周村,据《周村区志》记载,1922年,周围有桑园5000余亩,养蚕者达5400余户,年产黄茧120万公斤,白茧13万公斤,可谓“桑植满田园,户户皆养蚕”。但到1932年,仅有桑园2400余亩,桑树10万余株,年产桑叶1000余万公斤,产茧量降为50万公斤。甚至到解放前夕,全区仅剩桑园143亩,桑树万余株,年产茧0.665万公斤。

这一时期,柞蚕生产也由盛转衰。1920年,全省有柞岚340万亩,年产柞蚕茧32万担,柞绸150万匹,占全国柞绸产量的80%,但1936年柞蚕茧只有2万担,前后的变化相当悬殊。其实,据1933年实业部国际贸易局调查,全省年产茧量已降为19581担。^[6]

(二)缫丝

民国时期,山东的缫丝业出现了一个质的飞跃,从生产形式上来说,经历了由手工操作到半机械化操作,再到机械化操作的历程;从生产工具上来说,经历了从大纩(框)丝到小纩丝,再到机械丝的历程;从动力上来说,经历了从人力到半人力,再到蒸汽动力三个阶段。这一质变使山东的缫丝业实现了从传统到近现代的转变。但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的侵略和阻挠,山东缫丝业的发展波澜叠起,路途坎坷。如丝业兴盛之时,省内共有缫制桑蚕丝的小纩丝厂300余家,其中规模较大的四五十家,主要散布在临朐、益都、周村、博山、蒙阴、莱芜等地,但到1933年只剩160余家。^[7]20年代,周村有四家规模较大的机器缫丝厂,约有缫丝机510台,1925年年产桑蚕丝5万公斤,占周村全部产丝量的一半,但到30年代初,因资不顶债,相继倒闭或停业。^[8](www.daowen.com)

缫制柞蚕丝的中心烟台,1918～1921年发展到42家丝厂,计有丝车16420部;附近的文登、牟平、栖霞、莱阳、海阳一带有使用脚踏丝车缫制大纩灰丝的丝厂100多家,到1923年,烟台一带的丝车数近3万台。但到1933年,小纩丝厂仅存5家且未开工,百余家小丝厂开工的也寥寥无几。^[9]

(三)纺织

由于鸦片战争后,泰西缎、东洋缎等洋绸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以及帝国主义国家提高中国丝绸进口税、实行“引丝扼绸”政策,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山东丝织业的发展晚于和弱于缫丝业,但到民国时期,丝织业仍然得到了复兴和发展,甚至出现了辉煌的发展局面,分别形成了以周村为中心的桑蚕丝织中心和以柳疃、烟台为中心的柞蚕丝织业生产中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图8-1民国时期三大纺织中心情况变化表

说明：1.资料来源：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三卷)、《山东省志·丝绸志》、《淄博市志》、王庄穆《民国丝绸史》。
2.1920年前,周村所用为木制扬绉机,之后主要是铁木提花机。20年代后,特别1930年人造丝输入中国后,给周村丝绸业带来了畸形发展态势。
3.柳疃在1916年后,因人造丝受排挤及其他出口国的抵制而逐渐衰落,1938年日寇侵占柳疃后,柳疃柞蚕业遭彻底破坏。
4.1918～1919年,是烟台柞蚕丝绸业生产的繁荣时期。

总之,据《中国实业志(山东省)》(辛)记载,1933年,山东丝织品年产额总计63万余匹,价值650余万元。其中以周村产额最多,约415000余匹,价值411万元,占全省产量的64%强。胶东烟台、栖霞、牟平及昌邑四处所产茧绸约14万余匹,价值约200万元,益都年产35000匹,约值195000元,滋阳年产31000余匹,值62000余元。其他各县则产量甚微。

(四)印染

山东的练漂染整工艺是与丝绸业同步发展的,因为丝或丝织品出现后,便存在一个色泽与光洁度问题。自古以来,人们发明了灰练、水练、煮练、捣练等一系的练丝方法,也研究出了一系列的染色方法与染料。至明清时代,随着丝织业中心的南移,山东的织染业也随之衰落。民国时期,随着丝织业的复兴,山东的织染业也得到复兴和发展,一是行业内部分工更为细致,1922年前后,出现了染坊和浆坊两大类,染坊主要是染色,其中也包括白染坊。白染坊的主要业务是将生坯煮练退浆,使之变白,以便将染色要求特别高的织物,运往天津地区染色。浆坊主要是为染色后的轻薄织物上浆。二是印染业规模扩大。据统计,1930年,周村的印染厂坊发展到60余家,年产总量达765万匹,占全省的30%。^[10]1931年印染业进入兴盛时期,全业最高年产量达1530万米。但到1933年逐渐衰落,1934年,仅剩印染厂和作坊30余户。^[11]

民国时期,全国有四个大的蚕桑生产区域,即华南、华北、华西及华中。华南以广州为中心,生产粤丝;华北地区包括山东和满洲,主要出产柞蚕丝;华西以四川省为主,盛产黄丝;华中地区包括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以出产“中国丝”及辑里缫丝著称。《中国实业志》和《中国蚕丝问题》中都认为,山东位列浙江、广东、江苏、四川四省之后,河南、安徽、湖北、山西、河北等省之前,居第五位。其位次与明清时期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但从实际产量来说,长江下游的地位明显上升,山东的蚕茧产量已相对降低。

柞蚕曾是山东值得骄傲的一项物产,1920年生产产量曾占到全国柞绸产量的80%。至1925年,《奉天之山茧情况》记载：“奉天之特产……尚有山茧一项。……近年以来,河南、山东出产者,反远不及奉产十分之一。奉天东南各县,无地无之,人民多专业之,亦如奉天北部之产大豆者然。”^[12]另据1929年的《满蒙经济大观》记载：“现在满蒙(柞蚕茧)产额,大约上了一亿斤(九千亿粒),可以说占了全中国七成以上。”^[13]以上资料表明,20年代中后期,山东也已基本丧失了柞蚕业在全国的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