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桑树种植问题,主要在韩鄂《四时纂要》中得到反映。韩鄂,唐末五代人,籍贯和生卒年都不详。《四时纂要》中的资料大量来自《齐民要术》,少数则来自《氾胜之书》、《四民月令》和唐代王旻的《山居要术》等,也有韩鄂自己的点滴经验与总结,因此,它对于研究隋唐时期山东的蚕桑丝绸业很有参考价值。在种桑方面,书中提到了两大桑种,一是鲁桑,二是白桑,鲁桑在山东早有种植,但白桑是在我国农书上第一次出现。关于桑树的种植方法与以往相同,一是种椹法,二是压条法,即种桑和移桑法：

种桑：收鲁桑椹,水淘取子,曝干。熟耕地,畦种如葵法。土不得厚,厚即不生。待高一尺,又上粪土一遍。当四五尺,常耘令净。来年正月移之。

白桑无子,压条种之。才收得子便种,亦可,只须于阴地频浇为妙。

移桑：正月、二月、三月并得。熟耕地五六遍,五步一株,著粪二三升。至秋初,斸根下,更著粪培土。三年即堪采。每年及时科斫,以绳系石坠四向枝令婆娑,中心亦屈却,勿令直上难采。

这段记载与《齐民要术》相比,既有相同点,又有区别。其相同点在于：种鲁桑椹,水淘取子,晒干,畦种如葵法,常耘令净,来年正月移栽。区别主要在于：第一,种椹时间不同。《齐民要术》说：“桑椹熟时,收黑鲁椹,即日以水淘取子,晒燥,仍畦种。”即桑椹熟时,在收取当日即淘洗取子,晒干水后即畦种。但《四时纂要》却把种桑时间放在正月,主张收取桑椹、水淘取子后曝晒干,正月种植,来年正月移栽。其实,春种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因为桑椹存放时间越长,成活率越低,只能说,此时所进行的春种不失为一种试验,为后世科学理论的出现提供了依据。第二,移植中没有假植环节。《齐民要术》中移桑一般需两个环节,第一步是假植,第二年春天进行,五尺一根,栽后两年不得采摘。第二步是定植,当桑树大如臂许时,正月中移栽,此时需十步一树。但《四时纂要》只谈到移栽,且树的间距仅五步。所以说,相比之下,《四时纂要》的记载不够缜密科学。(www.daowen.com)

但是,《四时纂要》也有进步与发展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特别重视土质松软问题。文中多次提到熟耕地,如种植时要熟耕地,移栽时甚至要求熟耕五六遍。第二,特别重视土质的肥沃问题。种植时要上粪土一遍,当长到一尺高时,再上粪土一遍,移栽时还要著粪二三升,秋初更要在根下着粪培土。如此反复地提到施肥问题,表明随着种植技术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肥料对于桑树种植的意义。第三,种椹时压土的厚薄问题。人们认识到,种椹时,土不得厚,厚的话,种子就发不出芽来。第四,巧妙地控制树的高度。人们早就意识到树高不利于采桑,为了采叶方便,需控制树的高度,唐代以前的主要方法是科学地裁剪。唐代人们发明了一种极好的办法,就是用绳系石,将树枝坠向四周、令树枝婆娑,这种方法直到今天还时常见到。至于初始采叶时间,二者也分别有两年和三年的不同说法。总之,与魏晋南北朝相比,唐时已表现出精耕细作的技术特点。至于白桑,书中先提到的是压条种植法,后也提到种椹法,依此,其中的“白桑无子”,或为“白桑少子”之误。

关于唐代山东蚕的特性,文献曾有青州“蚕至岁四熟”的记载,这说明当时山东饲养的有多化性蚕。不过,从记载分析,山东蚕一年四熟当属特殊情况,《新唐书·尹思贞传》说,尹思贞被贬为青州刺史,“治州有绩,蚕至岁四熟,黜陟使路敬潜至部,叹曰：‘是非善政致祥乎!’表言之”。从文中可以看出,尹思贞治州有功绩,所以蚕才一年四熟,于是也才有路敬潜发出“是非善政致祥乎”的感言,甚至上书言表此事。如果当时山东蚕一年四熟是常事的话,也不至于说是治州有绩和善政致祥,更不用上书言表了。

养蚕的过程与以往是相同的,即修补、打扫蚕室,整理蚕具;谷雨前后在野外河中浴蚕;饲蚕;上蔟多在室外堂前,以蒿草制蔟。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出现了蚕市,表明了蚕桑制种技术的进步。唐代何延之的《兰亭始末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传到七世孙智永和尚手中,智永传给了弟子辩才。为了得到这份真迹,唐太宗派出监察御史萧翼。萧翼装扮成潦倒的山东书生,接近辩才。当辩才问他从哪里来时,他说：“弟子是北人,将少许蚕种来卖,历寺纵观,幸遇禅师。”之后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并且辩才留萧翼客宿禅寺,之后,萧翼侦探到了真迹之所在,趁辩才外出之时,萧翼便盗得了真迹。这一故事表明,当时必定常有包括山东在内的北方人带着蚕种到浙江一带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