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往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地理环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该时期出现了一些不利于蚕桑丝绸业发展的因素。

从自然地理环境看,山东仍保持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水源,仍具有发展蚕桑丝绸业的优势,如十六国时期南燕尚书潘聪认为,“青齐沃壤,号曰‘东秦’,土方二千,户余十万,四塞之固,负海之饶,可谓用武之国……广固者,曹嶷之所营,山川阻峻,足为帝王之都”(《晋书·慕容德载记》)。于是极力地劝说其主慕容德向山东发展。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垣护之随将领到彦之率军北伐,因军中缺粮和瘟疫流行,到彦之想回师,垣护之上书劝谏,主张继续进军,他说：“今青州丰穰,济漕流通,士马饱逸,威力无损。”(《宋书·垣护之传》)可见,南北朝时期的山东仍然是土壤肥沃,物产丰饶,河道畅通,地广兵足。但是,从气候方面看,此时出现了不利于蚕桑丝绸业发展的状况,主要表现为气候由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以温暖为主转为寒冷。据竺可桢先生研究,公元三四世纪处于寒冷期的顶峰,出现了两个寒冷的高峰点,而且第二个比第一个严重。一是3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公元280～289年的十年间,每年阴历四月(等于阳历五月份)降霜,年平均温度大约比现在低1～2℃;二是4世纪前半期,东晋成帝咸康二年(336),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三年,全部冰冻,冰上可以来往车马及三四千人的军队,那时年平均温度大约比现在低2～4℃。^[1]由于气候转冷,物候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反映6世纪以前我国北方生产状况的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卷一记载：“二月上旬及麻菩、杨生种者为上时,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四月上旬及枣叶生、桑花落为下时。”卷四又记载,当时黄河流域石榴树过冬需要包裹,“十月中,以蒲、藁裹而缠之。不裹则冻死也。二月初乃解放”。从该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原桃始花、枣叶生、桑花落的时间比现在要迟十天至半个月,并且现在河南、山东石榴树冬季不需要任何防冻措施,所以说,6世纪上半叶山东的气候比现在冷。^[2]该时期相关的文献中,有不少陨霜杀桑、伤麦的记载,也确实证实了这一点。据《晋书·五行志》记载,西晋武帝太康“六年二月,东海陨霜,伤桑麦。三月戊辰,齐郡临淄、长广不其等四县,乐安梁邹(今邹平)等八县,琅邪临沂等八县,河间易城等六县,高阳北新城等四县陨霜,伤桑麦”。惠帝元康“六年三月,东海陨雪,杀桑麦”。《魏书·灵征志》记载,北魏世宗景明“二年三月辛亥,齐州陨霜,杀桑麦。四年三月……辛已,青州陨霜,杀桑麦”。这一气候特征对于喜欢温暖湿润气候的蚕桑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从人文环境看,魏晋南北朝是我国自秦统一后的第一个分裂与动荡时期,一系列的战争与动乱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破坏,蚕桑丝绸业的发展自然也受到了影响,如晋怀帝永嘉以后,后赵、前燕、前秦、后晋、刘宋、北魏、北齐、北周相继统治过山东,政局变动频繁,行政区划管理较为混乱,许多生产劳动者被迫参战,这些都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如江孝嗣的《北戍琅邪城》一诗中便描写了因参战而耽误农业生产所带来的惆怅。诗云：“驱马一连翩,日下情不息。芳树似佳人,惆怅余何极。薄暮苦羁愁,终朝伤旅食。丈夫许人世,安得顾心臆。按剑勿复言,谁能耕与织?”虽然这里的琅邪是东晋在白下(今南京北)侨置的琅邪郡,但诗中反映了战乱对经济的影响,并且,当时郡中有大量因避战乱而南下的山东人。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山东的蚕桑丝绸业相对来说也有较好的发展环境,第一,山东不是主要战场,所以相对来说受到的破坏要小一些;第二,不少政权在统治时期都非常重视地方的治理和经济发展,这为山东蚕桑丝绸业的恢复发展提供了一线生机。如曹魏时期,王凌治青州,“是时海滨乘丧乱之后,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赏善罚恶,甚有纲纪,百姓称之,不容于口”(《三国志·魏书·王凌传》)。再如胡质都督青、徐诸军事时,便“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置东征台,且佃且守。又通渠诸郡,利舟楫,严设备以待敌。海边无事”(《三国志·魏书·胡质传》)。刘宋时,申恬任青州刺史,当时“齐地连岁兴兵,百姓凋弊,恬初防卫边境,劝课农桑,二三年间,遂皆优实”(《宋书·申恬传》)。(www.daowen.com)

正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蚕桑丝绸业的发展出现了有利与不利的两方面条件,所以该时期山东蚕桑丝绸业的发展地位、规模等都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正如同全国的经济重心随着战乱的出现而由北向南转移一样,全国蚕桑丝绸业的中心也开始了由北向南的转移。但是,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这种转移是逐步进行的,在该时期,山东蚕桑丝绸业还保持着相当的规模,在全国蚕桑丝绸业中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