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丝绸贸易很早就出现了,如《诗经·卫风·氓》中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生动地描写了农家小伙笑嘻嘻地拿着钱,打着买丝的旗号,找情人商量婚事的情景。周代齐、鲁统治时期的山东,不仅经济发达,而且对内、对外贸易也相当发达,其中特别是齐国,“冠带衣履天下”的美誉,不仅反映了齐国丝绸业的发达以及在全国丝绸业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而且反映出齐国丝织品对外贸易与传播的盛况。

齐鲁时期丝织品的传播方式,一是如前所述的诸侯之间的礼品交往,二是对内、对外贸易。在丝织品贸易方面,周代对纤维粗细、长宽尺度、色彩等,都做了比较严格的管理规定,如《礼记·王制》中规定：“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当时规定,不符合法度和珍贵的纺织品不能在市场上出售。所谓法度,即指纺织品的精粗广狭问题,对此,孔颖达注为：“布帛精粗者,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斩衰三升,齐衰四升之类。广狭者,布广二尺二寸,帛则未闻。”郑玄认为“帛广二尺四寸”。《汉书·食货志》也载：“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太公退,又行之于齐。”这些规定表明,在齐国,符合粗细、幅长和宽度规定的普通丝织品是可以在市场上进行贸易的。

从太公确立了工商立国的方针起,齐国的商人,“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国语·齐语》)。即考察季节及市场物价的变化,通过各种方式,奔走四方,互通有无,极大地活跃了齐国的商品市场,促进了齐国与其他地区的商品贸易。因此齐国出现了“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史记·货殖列传》)的局面。当时的“天下”主要指“海岱之间”,即今泰山附近一直到渤海、黄海附近这一广大地区。所以,齐国丝织品至少在西周时期已经影响了今山东众多诸侯国,如鲁(今曲阜)、曹(今定陶西)、滕(今滕州西南)、铸(今宁阳县西北铸城)、阳(今沂南县砖埠镇)、鄋瞒(今淄博高青县高城镇西北)、郭(今聊城市东北附近)、纪(今寿光)、淳于(今安丘东北淳于村)、莒(今胶州城西)、莱(今昌邑、临朐至龙口一带)、夷(今即墨以西)、向(今莒县南)、宿(今东平县南)、遂(今宁阳、肥城一带)、戎(今曹县东南)等。

为了推动商业的发展,齐桓公时还一度实行了“关几而不征,市廛而不税”(《管子·五辅》)的免除关税政策,并且为来往客商提供优质服务。除提供旅馆外,拥有一辆车的商人,可获得免费的饮食;拥有三辆车的商人,可获得免费的饲料;拥有五辆车的商人,还可得到五个仆役的服侍。结果,当时“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越国大将范蠡,曾功成隐退于齐,更名换姓为鸱夷子皮,经商于临淄与陶邑(今定陶)之间,是谓陶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史记·货殖列传》),他对当时的丝织品就相当关注,颇有研究。《范子计然》一书即反映了范蠡与计然间的问答情况,其中就提到绮绣、罗纨、素绨、冰锦等,如“能绣细文出齐,上价匹二万,中万,下五千也”(《太平御览》八百十五引),“罗出齐郡”(《艺文类聚》八十五引),“白纨素出齐鲁”(《太平御览》八百十九引)。由此可以推断,丝织品可能是范蠡贸易中的重要商品项目。齐国的丝织品也输入到秦国,如李斯《谏逐客书》中提到阿缟(齐国东阿所产)之衣,锦绣之饰。当然,有时齐国也会根据需要,采取一定计谋,促进丝织品等商品的贸易和流通,如《管子·轻重丁》记载：齐国曾在管仲的策划下,制彤弓石壁作为朝见周天子的必备礼品,令诸侯国购买,于是,“天下诸侯载黄金珠玉五谷文采布泉输齐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财物流而之齐,故国八岁而无籍”。(www.daowen.com)

就齐国本土而言,市场贸易也很发达,这为齐国蚕桑丝绸业的生产和贸易提供了很好的土壤。齐桓公时期,管仲就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市乡三个。《国语·齐语》韦昭注为：“市,商也。商处市井,故曰市也。”市就是商人居住的场所,也叫市井,因其道路四通八达,形如井字而得名。当时每乡二千户,市乡就有六千户,可见其商业规模之大。市中有人们所需的各种物品,晏婴曾对齐景公说：“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晏子春秋》卷六)到战国时,齐国的市就更发达了,不仅都城临淄有各种各样的市,如朝市、夕市、左市、中市、右市、大市、小市等,而且地方大大小小的城市也都设有市,甚至当时在边境和军队长期驻扎的地方还出现了军市,如《战国策·齐五》记载：“士闻战则输私财而富军市,输饮食而待死士。”据说,齐都临淄有一条最繁华的街道,称庄岳,杨宽先生说：“在各国的国都中,以齐国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北)规模为最大,也最繁华……临淄城中最热闹的街道叫做庄,是一条直贯外城南北的‘六轨之道’。这条街道附近最热闹的市区叫做岳,在北门以内,是市肆和工商业者聚集之所。所谓‘庄岳之间’,是战国时代齐国人口最密集而最繁华的地方。”^[24]对于轨,郑玄注为：“轨谓辙广,乘车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为辙广。”(《周礼郑氏注》)^[25]正是由于有如此宽的街道和如此繁华的市,所以临淄出现了拥有七万户、二十一万男子,“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战国策·齐一》)的盛况。

鲁国不同于齐国,由于长期以来实行重农政策,手工业生产主要为贵族服务,所以工商业发展受到限制,春秋初期几乎没有商业活动。但到春秋中期,鲁国也出现了商业活动,并且有了比较发达的交通网络,如孔子曾批评鲁国大夫臧文仲“置六关”(《孔子家语·颜回》),这说明到鲁国中期时,国家已设置关卡以收税;鲁文公十八年,文公卒、宣公立,哀姜大归于齐,“将行,哭而过市曰：‘天乎,仲为不道,杀适立庶。’市人皆哭”(《左传·文公十八年》)。这里的市,就是当时鲁都曲阜的市场。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周都洛阳“东贾齐、鲁”,即直接到齐鲁经商;子贡则“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鲁国以往不屑于商贾,但在衰落时,风气大变,“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在这些贸易中,自然也包括丝织品的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