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练漂
练就是脱去茧丝外围包裹着的丝胶和杂质,使茧丝由生变熟、由硬变软的过程;漂是去除丝帛中的杂质,使丝帛变洁白的工艺。练与漂是丝的一种碱化过程,它需要一些原料做催化剂,如古人探索出的草木灰、贝壳灰(蜃灰)、栏木灰等,根据《周礼·地官》的记载,先秦时有专管为练漂提供原料的官职,如掌蜃、掌炭等,掌炭不仅收集燃料,而且需收集灰物,即“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征令,以时入之,以权量受之,以共邦之用”。郑玄注曰“灰给浣练”,即布缕加灰捶洗,使之洁白柔软。古人认为,“素功不立,彩色无所附焉”。练漂即素功。尽管茧丝经历过煮的过程,一部分丝胶已经溶解于水中,但大部分丝胶还是保留了下来,要想提高丝织品的质量,必须去除残存的丝胶和杂质,所以练漂是缫丝后的一个必经过程。不经练漂是无法进行染整工序的。
古代存在先练后织与先织后练两种不同的顺序。先练后织就是先去除生丝中的丝胶和杂质,使之变成熟丝,然后再织,以这种工序进行操作织出的丝织品质地优良;先织后练则是先将生丝织成丝织品,然后对丝织品进行精练。由于丝已织成丝织品,其中的一些丝胶和杂质已夹在花纹中了,很难去掉,所以以这种工序进行操作织出的丝织品质地不如先练后织者优良。古代把先练织物的精练叫做练丝,后练织物的精练叫做练帛。
我国古代关于练丝的最早记载见于《周礼·冬官考工记》。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考工记》是齐国政府制定的指导、监督和考核官府手工业、工匠劳动制度的书,作者为齐稷下学宫的学者,书中主体内容编纂于春秋末至战国初,部分内容补于战国中晚期,它是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书中记述了三十个工种的情况,其中就包括练染业,书中对当时练丝与练帛方法的总结是我国关于练制丝帛工艺的最早记载。书中提出了灰练与水练法,即“氏湅丝,以涚水沤其丝七日,去地尺暴之,昼暴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谓水湅。湅帛,以栏为灰,渥淳其帛,实诸泽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盝之,而挥之,而沃之,而盝之,而涂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盝之,昼暴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谓水湅”。
湅即练,练丝和练帛工作皆由氏负责。练丝所用材料是涚水。对于涚水说法不一,以往涚作湄,东汉初经学家郑众说:“湄水,温水也。”之后的郑玄认为,“涚水,以灰所泲水也。沤,渐也。楚人曰沤,齐人曰”(《周礼郑氏注》)。即一种观点是温水,一种观点是灰水。因为草木灰中含碳酸钾,其浸出液即灰汁是碱性的,而丝胶在碱性溶液中极易水解、溶解,所以古代多用草木灰练丝和洗濯衣服,它相当于现在精练生丝所用的化学药剂。练丝的步骤依次为:第一,沤。即长时间浸渍,在此为七日。第二,晒。丝沤七日后,从水中取出,再在日中曝晒七日,这是一种日光脱胶漂白工艺,主要原理是丝胶吸收紫外线,发生氧化作用而降解,部分色素也会分解。这里的曝晒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即高度为离地一尺,这主要是因为地面风速小,可以较长时间保持蚕丝的湿润状态,加快光化分解作用。第三,浸泡。白天在日下曝晒,夜间要将丝扎好,挂在井水中央,用井水浸泡,加速丝胶和其他杂质的溶解。日曝晒、夜宿于井,是日光曝晒与水浸脱胶交替进行的一种练丝法。
练帛所用材料是楝木灰和贝壳灰(蜃灰)。栏即楝树,亦称苦楝。楝木灰与贝壳灰的作用是不同的,前者是脱丝胶,后者是漂白,正如《周礼订义》引毛氏说云:“以楝为灰,变生而熟;以蜃为灰,变质而白。”练帛步骤为:第一,灰练。用楝木灰和蜃灰反复浇沃、涂抹,共七日七夜。具体做法是,先以楝木烧成灰,和水搅拌成灰汁,再将灰汁厚厚地沃浇到帛上,将帛盛放在光滑的容器中,再薄薄地涂上一层蜃灰(蛤灰);(早晨)清洗去粗灰滓,沥去水分晾干,然后抖落帛上的细灰。再用楝木灰沃浇,之后再沥掉水分晾干;晚上再涂上一层蜃灰,放入光滑容器内过夜。第二天早晨再用灰汁浇灌,到了夜晚再沥去水分晾干。如此反复。第二,水练。如同练丝的方法,白天在太阳光里曝晒,晚上浸入井中,这样再经过七日七夜。总之,练丝与练帛步骤大致相当,都是经过七日七夜的灰练,再加七日七夜的水练,练漂过程方结束。只不过所用材料不同,灰练程序略有差异而已,练帛相对来说更为复杂一些。
(二)染整
进入阶级社会后,等级制便出现了,并且到西周时形成一种规范,其中服饰与色彩也成为区分等级的标志之一。《尚书·益稷》中记载了古代官服的十二章制度,并且一直沿用到清末。虞舜说:“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十二章即帝王服饰上的十二种文采,主要取其中的寓意,如日、月、星辰光照大地,山兴风雨,龙灵便,华虫(锦鸡)华丽多彩。宗彝(宗庙礼器)不忘祖先,藻(水草)有文采,火旺盛,粉米养人,黼(黑白相间的斧形,刃白身黑)象征权力,黻(黑与青相间、两弓相背的“亞”形)象征君臣离合及背恶向善之意,要求前六种画在衣服上,后六种绣在衣服上。《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的“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礼记·玉藻》的“士不衣织。无君者不贰采。衣正色,裳间色。非列采不入公门”,《礼记·王制》的“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等记载,表明周代对于服饰中的衣料、色彩和花纹都有了严格的等级规定,如士阶层地位低贱,因此不能穿费工又色彩丰富的织(先染色而后织成的缯)做成的衣服;辞官位而离国的大夫及士不能穿有两种色彩的衣服;朝服包括玄冠、缁衣、素裳,色彩丰富,故称列采,因此,不穿列采不能上朝。色彩有正色与间色之分,《环济要略》说:“正色有五,谓青、赤、黄、白、黑也;间色有五,谓绀(红青色)、红(赤之浅者)、缥(淡青色)、紫、流黄也。”(《太平御览》卷八一四引)周代崇尚正色,贬低间色,因此出现了“君子不以绀饰,红紫不以为亵服”(《论语·乡党》)、“恶紫之夺朱”(《论语·阳货》)之说。正是由于有如此多的规定,所以,染整就成为周代丝织业中的重要工艺之一。
据《周礼》记载,在周代,与染色工艺密切相关的官职就有七个:掌染草,“掌以春秋敛染草之物,以权量受之,以待时而人颁之”。染人,“掌染丝帛”。画、缋、钟、筐、,为五个设色之工,其中前两个负责绘画,钟氏染羽,筐氏可能是印花工,氏负责练丝帛。如此多官职之设置,一方面与当时社会区分等级的需要有关,另一方面与人们对丰富多彩生活的需求有关,再一方面就是表明当时练染工艺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
周代齐国的染整业是很发达的,它是上述社会与文化背景的产物,更是时代的潮流者,无论从管理、工艺上说,还是色彩、时尚方面,齐国在当时都居于领先地位。(www.daowen.com)
1.齐人对于色彩已有了丰富的认识。《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凡画缋之事,后素功。”这里提到了与东南西北或春夏秋冬分别对应的青、赤、白、黑,与天地分别对应的玄、黄,除玄外,其余就是与五行相结合的五大正色,此外还有六彩与五章,青与白相次、赤与黑相次、玄与黄相次即为六彩,文、章、黼、黻、绣即为五章。
2.齐国掌握了画缋的方法。缋通“绘”。《说文解字》云:“缋,织余也。”“绘,会五彩绣也。”画缋即在织物或服装上用调匀的颜料或染料局部涂画,或者用彩丝刺绣,以形成图案花纹,即“画绘并用”、“草石并用”。如何解决颜料或染料造成的图案模糊、色彩混杂,以达到图案清晰、色彩丰富的效果呢?有观点认为,画缋的颜料液中必定加了浆料以作增稠剂,否则液体渗化会导致图案模糊、色彩混杂,达不到上述工艺要求。[16]还有根据“凡画缋之事,后素功”一语推断,素指白色,功指全部工艺的完成;“后素功”即画绘后再用与丝帛同色的颜料进行修整,以解决画缋过程中出现的颜料“渗化”、图案轮廓模糊现象。[17]也有认为,在上彩色后,再画白色背纹加以衬托。[18]
3.齐国还发明了石染浸染法和“以涅染缁”的媒染法。古代丝织物图案的形成有两种方法,一是染色,二是上述的画缋。因为染料的不同,染色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使用矿物颜料进行的,称石染,如用丹砂、空青、石黄等,丹砂染红色、空青染绿色、石黄染黄色;另一种是使用植物染料进行的,称草染,如蓝草、茜草、红花、紫草等,蓝草染青色、茜草染各种深浅不同的红色、红花中含有黄色和红色两种色素、紫草染紫色。石染是先将矿物颜料研磨成粉末,再掺以黏合剂,涂抹于丝织物上,实际上颜料与丝纤维并未发生化学反应,而是靠黏合剂作用于丝纤维之上。而草染则是通过植物染料的色素分子与丝纤维的分子结合而上染的。此外,根据色素亲和力的不同,古人在长期实践中还总结发明了浸染、媒染和套染等不同的染色工艺。所谓套染,就是用几种含不同色素的染料分先后两次进行浸染,从而染得由这几种色素调配而成的色彩,如要将某一深色织物染成另一深色,则先用浅色浸染以打底,然后再浸染其他颜色。而媒染则是借助于媒染剂,将没有亲和力的染料色素染上纤维的方法。我国古代常用的媒染剂有白矾(茜草染红)、涅(矿物染黑)等。“媒染工艺的使用可能肇始于春秋时期,但其工艺的基本成熟则在战国之际”[19]。
《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提到的染色方法,是一种用矿物颜料进行的石染浸染法,即“钟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炽之,淳而渍之”。染羽即染羽毛,彩色的羽毛主要是为了装饰旌旗和王后车辆,染羽方法也适用于染布帛。朱一般认为即朱砂,可以染赤;湛即渍,以水浸之;秫,有的认为是黏粟,有的认为是黏稷,有的认为是黏稻,总的来说应该是黏性的谷物;淳,古曰沃,今曰浇、灌。染色的具体做法是:将朱砂和黏性谷物在水中浸泡三个月,通过发酵,使谷粒分散成极细的淀粉颗粒,然后用火加热,使淀粉转化为浆糊。然后将朱砂丹秫汤浇到所染织物上,浸一段时间后,再将汤加热,再浇到所染织物上,如此反复进行浸染。这样,颜料颗粒就会黏在染物纤维上,干燥后形成有色的淀粉膜,比较牢固,即使水淋,在短时间内也不会脱落。
在长期实践过程中,齐人还认识到染色次数与染色深浅的关系以及媒染剂的作用,于是提出,“三入为,五入为,七入为缁”。为浅绛色(浅红色),为深青透红的颜色(青赤色),缁为黑色。三入、五入、七入是指染色的次数,齐人发现在同一织物的染色过程中,每染一次,织物色彩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就染羽而言,颜色会由浅变深,由红色变为黑色。就其颜色的变化来说,《尔雅》说“一染谓之縓,再染谓之赪,三染谓之”,縓是今之红色,赪是浅赤色,是绛色,虽都是红色,但色泽逐渐加深。至于下面的五染与七染,颜色出现较大变化,是否与媒染有关,《考工记》中没有说明,但有学者认为,多次的浸染是以红色媒染染料()为地色,再以矾石交替媒染而成黑色(缁)。[20]《淮南子·俶真训》中有“今以涅染缁则黑于涅;以蓝染青则青于蓝”之说,对此高诱注:“涅,矾石也。”涅即青矾,又名皂矾、绿矾,是含硫酸亚铁的矿石,可以与许多植物媒染染料形成黑色沉淀。[21]也有学者认为,上述的石染媒染工艺是后世“植物染料铁盐媒染法”的先声。[22]
4.齐国的服紫之风影响深远。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不仅使用了水练法、浸染法甚至媒染法等高超的练染工艺,而且在服饰色彩方面领导了时代的潮流,出现了服紫之风。服紫之风的兴起与齐桓公的爱好有关,即“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紫色,《说文解字》解释为“帛青赤色”,青赤色本为间色,非正色,所以服紫是不合礼仪的。那齐桓公为什么偏爱服紫呢?除与个人爱好有关外,还有以下三点原因:一是周室衰微,大国争霸,章法礼仪已名存实亡;二是齐桓公作为春秋首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子·小匡》),难免产生唯我独尊之感,因而用别出心裁的服饰颜色显示其独特性;三是与紫草的生产有关。紫草作为一种紫色染料,直到战国时期一直是齐国的特产,当时齐国盛产紫草,《荀子·王制》中说“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管子·轻重丁》中说“昔莱人善染,练茈之于莱纯锱,绶之于莱亦纯锱也。其周中十金。莱人知之,间纂茈空”,茈通紫。上述记载说明当时东方有紫色染料即紫草,莱人曾以之练紫色丝织品。紫草内含乙酰紫草素,可以用直接染和媒染两种方法进行染色。用直接染可成紫红色,用明矾媒染也呈紫红色,但与直接染相比,颜色则更偏紫些。由于它的珍贵和色彩的别致,所以难免使人产生偏爱之心。齐桓公的偏好在齐国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古人云“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史记·乐书》),当时齐国由于竞相服紫、献紫,出现了抢购紫服之风,以致出现了“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紫色丝织品价格猛涨的窘境,这引起了齐桓公的恐慌,后来在管仲的建议下,齐桓公以厌恶紫色之说最终制止了这股不正之风的流行。齐桓公的这种偏好尽管当时在齐国是制止了,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后世的官服中,紫色成为贵重的色彩。到了汉代,紫草各地都有种植。《齐民要术》卷五中详细记载了紫草的种植方法,并称“其利胜蓝”。唐宋时代服装崇尚紫色,以色彩别等级时,紫色衣服的等级是最高的,“满朝朱紫贵”的诗句正反映了当时尚紫的风气。那时,在朝的三品以上官僚才能服紫,紫是套染出来的间色之一,其成本要比素色高几倍。既然当时尚紫,则供应紫色染料的植物身价倍增,必须相应扩大种植,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但唐宋文献对此却缺乏记载,即使记载古代工程技术的《天工开物》一书,在谈到紫色时,也只是说“苏木为地,青矾尚之”,这不得不说是一憾事。
此外,当时人们发现,练染与季节密切相关,《周礼·天官·染人》中记载:“凡染,春暴练,夏玄,秋染夏,冬献功。”“春暴练”,即在春天沤晒丝帛。春天气候温和,丝纤维在和煦的春风吹拂和日晒强度不大的情况下,沤、晒各七日七夜,不仅不太影响其性状,而且在染色时,容易得到色泽鲜艳的丝帛。“夏玄,秋染夏”,是将夏秋两季定为染色时期,这不仅可以与漂练工艺较好衔接,而且更主要是受到植物染料采集时期的限制,按《周礼》记载,掌染草都是在春秋两季收集染草之物的,所以,夏秋两季染色材料是最丰富的。“夏玄”,即夏天将丝帛染成黄赤和青黑的颜色;“秋染夏”,即到秋天,可以把丝帛染成五彩缤纷的颜色,郑玄认为此处的“夏”指夏狄(翟),是雉的一种,其羽毛兼备五色,所以代指五色。练染结束后,冬天呈献成品,缴入典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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