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考古发现证实山东蚕桑丝绸业在齐鲁时期的发展

考古发现证实山东蚕桑丝绸业在齐鲁时期的发展

时间:2023-06-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到目前为止,在齐鲁统治时期山东的考古发掘中,已出土有金蚕、玉蚕以及丝织品残片,如齐故都临淄周围有数以百计的“塚子”,内存大量青铜器、金银器及漆器等随葬品,并且很多器物上都发现有绢织物包裹的残遗。这些丝织品遗物充分展示了齐国丝织业发展的魅力。此外,在铜镜等器物上和填土中也发现有已腐朽的绢纹。共有两种,估计分别是丝履鞋帮和鞋面的一部分。1985年5月,在山东济阳刘台西周墓中也出土了一批玉蚕,共计22个。

考古发现证实山东蚕桑丝绸业在齐鲁时期的发展

到目前为止,在齐鲁统治时期山东的考古发掘中,已出土有金蚕、玉蚕以及丝织品残片,如齐故都临淄周围有数以百计的“塚子”,内存大量青铜器、金银器及漆器等随葬品,并且很多器物上都发现有绢织物包裹的残遗。在所有的发掘中,最为重要的是1971~1972年,山东省博物馆在淄博市旧临淄县城东南一千米郎家庄村旁发掘的、号称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该墓虽多次被盗,但仍留下了上千件随葬品,其中就存留丰富的丝织品残片。这些丝织品残片集中出土于墓主人椁室东壁,因与棺椁一道被焚而炭化,方得以保存下来。这些丝织品遗物充分展示了齐国丝织业发展的魅力。

墓中共发掘有以下几种丝织品:

一是绢,平纹组织,每平方厘米经丝76根,纬丝36根。此外,在铜镜等器物上和填土中也发现有已腐朽的绢纹。

图2-1 两色织锦结构示意图

二是锦,经二重组织,每平方厘米约经丝56×2根,纬丝32根。每根经丝又是双头合股的,拈度很不均匀。测其径向投影宽,经丝为0.2~0.25毫米,纬丝为0.13~0.2毫米。其组织结构是当时流行的“经线起花的平纹重组织”,即由两组染色不同的经丝和一组纬丝重叠交织而成,依此推断,这是一件典型的两色织锦残片,是迄今为止我国见到的最早的织锦遗物。其具体织造工艺是,两色经线互为表里,表经有三浮一沉的浮长线,起花时由提花装置控制,转到背面;里经只有一个浮点,掩压在表经浮长线之下,起花时转到正面,如此往复组成花纹。纬丝只有一个颜色、一样粗细的一种,图2-1中绘作黑白两色,黑色为夹纬,不起交织作用,只是便于起花;白色为明纬,和各经丝交织成平纹织物。织成品的正反两面,花纹相同而颜色相反,一般以深地浅花为正面。此时流行的图案是小单位的小几何花样,直到汉代提花机装置改进后,才为横贯全幅的大单位图案——云山动物花纹的多彩织锦所突破。

三是丝编织物。共有两种,估计分别是丝履鞋帮和鞋面的一部分。丝履鞋帮部分(图2-2),成品厚实坚密,表面显出强烈的畦纹效果。其制作方法是,根据适当的宽度、长度要求,把加工成统一拈(Z)向拈度的合股丝线严整地单行排好,然后以针引单丝,在这些股线的同一打绞中间穿过(每拈回是一个往返),直到把股线紧紧地缝钉成一块编织物。由于“经”线具有极大的屈曲度,而“纬”丝却完全呈直线状态,所以编织物表面显出强烈的畦纹效果。从出土标本中可以看出,以双头的合股丝作经线,则每厘米排13条(26个头);单根作纬丝,则每厘米9根。此外,同类残片中还有较细密的一件,编制方法稍有变化,但基本属于一个形式。丝履鞋面的一部分(图2-3),表面饰有乳钉状花饰,它是用“S”加拈的丝线在排好的麻绳间穿绕编成,结构类似平纹机织物,不起绞。麻绳粗约1.6~2.0毫米,每厘米内可排三根。丝线每厘米要挤下20根,表面只露10根。厚度为2.5~3.0毫米,编结紧密结实。编好的成品,还要在相邻的两麻绳间,以针引双根丝线自背面刺出表面,挽成散点布置的乳钉疙瘩。针法完全同于后世绣花的“打籽”。其作用主要是保护鞋面的丝线,使之比较耐磨耐穿,收到实用与装饰兼得的效果。此外还有些丝束残缕和双股丝残缕。

图2-2 绞编织物及结构示意图(www.daowen.com)

图2-3 平纹编结示意图

四是刺绣残片,即在绢地上以丝缕用锁绣(又称辫子股)针法刺绣,以二至三道并成块面花纹。绣工风格较粗放疏朗,针脚长短不甚整齐,用丝也略分粗细,目的在于增强纹饰的表现力。出土标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经丝48根,纬丝43根,经碾砑加工,表面平滑,孔隙不甚明显。

图2-4 蚕形玉佩饰品

此外,陪葬坑中还出土有蚕形饰,由玉髓玛瑙制成,形如蚕,中部有穿孔,器形形状规整,大小有序,最大的长11.5厘米、最小的长5厘米。从发掘情况看,蚕形饰与环形饰一起出土,并且蚕形饰两两成双,每组多成偶数(仅一组为奇数),头端无例外地都有碰撞痕迹,因此推测,蚕形饰上端以环做挈领,在环下双行,将环与蚕串在一起,最后以玉髓蚕形饰作为饰尾。[8]

墓葬中发掘出大量蚕形器,这在古代山东并不罕见,据《史记·齐太公世家》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齐桓公墓在临淄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冈,一所二坟。晋永嘉末,人发之……得金蚕数十薄,珠襦、玉匣、缯彩、军器不可胜数。”得金蚕数十薄,每蚕用金制成,其量之大、奢侈程度之高令人惊异。如果此说可信,那么蚕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同样令人惊讶。可以想见,当时人们对蚕的宠爱犹如图腾一般。1985年5月,在山东济阳刘台西周墓中也出土了一批玉蚕,共计22个。这些玉蚕,蚕体匀整,大小不一,形态生动,雕工简练,色泽洁白。最大长4.6厘米,最小者长1.9厘米,其中有“养好小蚕一半收”的小蚕,有头胸交界处背面出三角形新头部的眠蚕,有四五龄呈长椭圆形的大蚕,还有头胸左右摇动的熟蚕,它们真实地反映了蚕由幼虫到眠起、再到成熟的发展演变历程,这是玉匠们对生活细心观察的结果。[9]玉蚕始于商代,盛行于西周,衰于汉代。古人对玉有特殊的感情,常常以玉喻德,有“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之说,以玉做蚕饰,与人相随,同样可以看出古人对蚕桑业之重视。

图2-5 济阳刘台西周墓地玉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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