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山东蚕桑丝绸业的发展离不开发达的水陆交通

山东蚕桑丝绸业的发展离不开发达的水陆交通

时间:2023-06-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从《禹贡》中可以看出,古代山东的交通是具有相当规模的,青、兖、徐三州的贡物,都经由水路运抵都城,如兖州的贡物“浮于济、漯,达于河”。青州的贡物“浮于汶,达于济”,汶水从莱芜历经泰安、肥城、宁阳至东平入济水,再从济水入漯水,最终达于黄河。这样,青州的汶水,徐州的淮水、泗水、菏水,经济水和漯水,最终与黄河沟通在一起,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运输线。

山东蚕桑丝绸业的发展离不开发达的水陆交通

从《禹贡》中可以看出,古代山东的交通是具有相当规模的,青、兖、徐三州的贡物,都经由水路运抵都城,如兖州的贡物“浮于济、漯,达于河”。今天山东的小清河和大清河分别是古济水和漯水的入海河道,夏朝时期,兖州的贡物先乘舟经由济、漯两河,到达黄河青州的贡物“浮于汶,达于济”,汶水从莱芜历经泰安肥城、宁阳至东平入济水,再从济水入漯水,最终达于黄河。徐州的贡物则“浮于淮、泗,达于河”,即由淮水入泗水,再由泗水入菏水,菏水与济水相通,最后经济水进入黄河贡道。这样,青州的汶水,徐州的淮水、泗水、菏水,经济水和漯水,最终与黄河沟通在一起,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运输线。相应的,诸多的贡物从四面八方运抵水道,这是需要一定的陆上交通线路相配合的,尽管在这方面还没有太多的资料,但是,从“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吕氏春秋·勿躬》),禹“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史记·夏本纪》),以及《周易·系辞下》中的“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中可以看出,夏商时代,人们已非常重视道路的修建,并且开始了乘牛、马车的长途旅行。此外,“据考古资料证明,至少在龙山文化时代,山东半岛沿海一带就已有比较发达的航海业了”[36]

【注释】

[1]张光明:《齐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27页。

[2]张光明:《齐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30页。

[3]郭克煜:《鲁国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

[4]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中国养蚕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69页。

[5]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中国养蚕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71页。

[6]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中国养蚕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7]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中国养蚕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404页。

[8]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中国养蚕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405~406页。

[9]以下五个文明时期的时间与范围资料参见张光明《齐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2~12页。

[10]宁荫棠、王方:《山东章丘县小荆山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4年第6期。

[11]济青公路文物考古队:《山东临淄后李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

[12]吴汝祚、万树瀛:《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13]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第47页。

[14]何德亮、颜华:《山东广饶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85年第9期。

[15]杜在忠:《山东诸城呈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16]韩榕:《潍县鲁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6、42、78、48页。

[18]李强:《揭开苍山5500年古村神秘面纱》,www.Langya.cn(琅琊网),2010年7月17日。(www.daowen.com)

[19]山东大学考古实验中心:《中美日照地区联合考古队第11季度系统调查工作收获丰硕》,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2005年12月26日。

[20]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第72、79页。

[21]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

[22]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等:《山东长岛县史前遗址》,《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第127页。

[23]韩榕:《潍县鲁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24]杜在忠:《山东诸城呈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26、31、87页。

[26]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姚官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5),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12、35、41~42页。

[27]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尹达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28]张保丰:《中国丝绸史稿》,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

[29]黄新忠:《郯城马陵山发现陶器上的叶脉印痕》,《文物天地》1993年第5期。

[30]李步青、刘玉明:《“盉”铭文初释及其有关历史问题》,《东岳论丛》1984年第1期。

[31]陈昌远:《从“齐”得名看古代齐地纺织业》,《管子学刊》1995年第2期。

[32]《“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1辑),文物出版社1972年版,第124页。

[33]王建国:《山东气候》,气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34]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35]齐涛:《中国通史教程·古代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36]宣兆琦、李金海:《齐文化通论》,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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