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家庭农场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发达地区城乡统筹发展的样本，其最具启示的地方在于政府如何认清和合理发挥其职能。在此处，政府的作用是在对农民工资性收入上升、非农就业活跃、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及自身财力允许等客观条件的审慎研判之后，因势利导而非代民做主地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局面的形成。集中起来的土地仍然由农民特别是当地的种田能手承包经营，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未改变其用途的条件下通过自由流转而得到盘活。在这个意义上，严格的用途管制和功能区划因应的是技术约束，而自由流转遵循的是市场法则，两者相得益彰。

松江家庭农场的实践还提示人们，尊重和保护共同体成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和激活本土性资源，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土地流转给公司，权力当然欢迎，村镇积极性可能也不低，但于本地农民未必有利，而公司也很可能意在沛公，无意务农。更常见的情况是，公司拿来地后，要么碍于不得改变用途的约束，索性当“二地主”实行转包，这样不断增加冗余环节，凭空抬高地租；要么只手遮天，变相改变用途。所以，本土资源没有被排除在外，乐于扩大耕地面积的人有了用武之地，这样的模式是具有内生动力和可持续性的。(www.daowen.com)

当然，家庭农场的推动得益于村集体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当村集体作为这片土地的功能规划者和土地发包人定期向种田大户进行土地资源的分配调整后，如何确保村集体自身行事公允就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制度上不断稳定种田能手们对于土地耕作权和收益权的长久预期，这将直接影响其对土地投入和地力保护的强度。这些问题，很难以一刀切的方式，以某种固化为“模式”的做法全国推行。在今天，我们尤其有必要重温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的黄金时期，贯穿于几个一号文件中的政策精髓：尊重探索，因地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