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创新理论与创新系统的发展

（1）创新理论的发展过程

创新的概念最早是在 1912 年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他指出：“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到生产体系，从而产生一种新的生产能力，以获取潜在利润[66]。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认知经济活动，强调以创新活动引起的生产力变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夸大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夸大企业家的作用。此后，创新理论本身在不断发展完善，而这一过程又是与世界经济的跌宕起伏息息相关。任锦鸾（2009）将这一过程近似地划分为五个阶段[67]，如图1-4 所示。

图1-4 创新理论的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由于不满意西方传统经济学仅仅从人口、资本、工资、地租等经济变量在数量上的增长来认知经济发展，并受马克思关于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和制度变更中革命性作用的理论分析影响，熊彼特提出了以“创新”为中心的经济理论。但这种超前的理论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第二阶段：20 世纪50 年代，随着欧美经济的快速发展，研究者们不能用传统生产要素的投入来解释这一现象，随即展开对技术创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此后，创新理论逐渐演化成两个分支：技术创新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出现了以曼斯费尔德（M.Mansfield）、弗里曼（C.Freeman）、纳尔逊（R.Nelson）、西尔弗伯格（G.Silverberg）、阿瑟（W.B.Arthur）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Non-Schumpterian）”。20 世纪60—70 年代他们主要进行了实证研究，从企业、产业层次进行技术创新测度研究和基于企业层次的技术创新动力机制、市场机制研究，发展和完善了技术创新理论。

第三阶段：20 世纪80 年代，日本经济的突飞猛进使经济学家们意识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强烈影响，制度创新的研究与技术创新的研究开始并驾齐驱。1982 年纳尔逊（R.Nelson）和温特（S.Winter）提出技术进步的进化理论；西尔弗伯格（G.Silverberg）构建基于自组织理论的经济动态和技术进步模型；阿瑟（W.B.Arthur）提出了技术经济模式的理论；多西（G.Dosi）提出了技术轨道的概念，把其定义为是沿着由范式规定的经济和技术折衷的技术进步轨迹；库兹涅茨（S.Kuznets）、杜因（J.J.Duijn）等人确立创新生命周期的概念，将技术创新分为6 个阶段，即种子期、创业期、成长期、扩张期、成熟期以及衰退期。

第四阶段：系统创新理论的发展与“知识经济”的出现紧密相关。由于高新技术产业都是知识密集型产业，知识的生产和扩散将越来越多的机构联系在一起，这就加强了各创新主体之间的依赖性，促使人们用系统的观点来研究创新理论。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了创新的多主体性、动态性、集成性等综合特性，创新的系统范式逐渐形成。丹麦经济学家伦德瓦尔（Bengt-Ake Lundvall）第一个使用了“国家创新系统”的表述，强调创新系统中主体间的互动作用。弗里曼（C.Freeman）首先对日本的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从制度和产业结构上剖析了创新的系统性和国家干预的重要性。1993 年纳尔逊（R.Nelson）主编出版了《国家创新系统：一个比较研究》，比较了15 个国家的创新系统，强调制度的重要作用。

第五阶段：20 世纪90 年代后期，系统科学中的非线性、自组织理论和进化论等被应用在对创新的系统角度研究。随着多元化经济的产生，人们已开始将复杂性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到对创新机理、创新网络的研究中。1998 年格列高利·A.丹勒克（Gregory A.Daneke）研究非线性经济和美国创新系统的进化过程，它用非线性、自组织理论丰富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68]。1998 年欧盟的Tser-Programme 中的子项目SEIN（Simulating Self- Organizing Innovation Networks）深入探索在大学、企业、政府间形成的创新网络的运转机制、生命循环和适应能力，它以创新网络的结构和动力学为重点，旨在为创新网络的成功构建制订指导性方针。1999 年英国学者雷克鲁夫特（Robert W.Rycroft）和卡什（Don E.Kash）出版《复杂性的挑战：21 世纪的技术创新》，从技术、生产和组织三个方面分析技术创新向复杂性的转变，认为在复杂环境中复杂技术创新的成功依赖于对组织网络的适应。2000 年荷兰的凯恩·弗伦肯（Koen Frenken）发表了关于创新网络方面的研究成果，他利用N-K 网络模型来分析创新网络，认为创新的成功依赖于生产者、用户和政府在网络中交互的能力[69]。2001 年李·弗莱明（Lee Fleming）和奥拉夫索伦森（Olav Sorenson）利用N-K 模型和CAS 理论研究技术的发明，通过专利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认为个体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对技术发明的成功起决定作用[70]。

（2）创新系统的研究进展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经合组织（OECD），在《国家创新系统》研究报告中将国家创新系统定义为：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这些机构的活动和相互作用决定了一个国家扩散知识和技术的能力，并影响国家的创新表现[71]。新熊彼特主义者强调，国家创新系统不仅仅是指支持R&D 活动的机构网络，它既包括企业之间的联系网络，尤其是生产者和用户之间的多种联系，也包括有关的激励和调节系统、劳工关系以及有关的政府政策和计划[72]。在我国，对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1999 年《国家创新系统：现状与未来》、《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与政策》、2000 年《21 世纪的中国技术创新系统》等，这些研究主要都是偏重于政策的宏观研究[73]。创新不仅仅是一项活动，它更是一个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是一个与创新活动相关的各成员相互联系而组成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因此，我们必须从系统观点出发，来认识创新[74]。(www.daowen.com)

除国家创新系统外，随着非线性创新模型的发展以及系统范式的拓展，区域创新系统应运而生。综合国内外有关区域创新系统的定义，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涵：①具有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和开放的边界；②以生产企业、研发机构、高校、政府和服务机构为创新主体；③不同创新单元通过关联，构成创新系统的组织和空间结构，并通过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实现创新功能；④通过与环境的作用和组织的作用维持创新的运行和持续发展[75]。

此外，对企业微观层面创新系统的研究也取得长足的进展。克莱因（S.Kline）和罗森伯格（N.Rosenberg）（1986）、多西（G.Dosi）（1998）等人研究了企业与创新环境之间的动态性互动过程[76、77]。Jonathan D.Day 和James C.Wendler（1998）从知识理论的角度指出创新是一个创造知识的过程，是在公司和个人之间、个人和消费者之间持续流动的知识流；Saskia J M Harkema 和Walter Baets（2001）指出创新是通过相互适应和学习来获得[78]。Kostas Galanakis（2006）从系统的角度把创新理论与其他学科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指出创新系统的复杂性[79]。在我国，隋映辉（2001）通过对创新演变过程的分析，阐述了系统创新的基本要素和重新思维[80]；范如国（2001）从系统的角度指出创新是由于人的内在创造力和外部环境的映射，从而导致新的事物和方法不断产生的一种非平衡的人类活动过程[81]。林学达、冯鹏志（2002）基于系统论和非线性理论对创新系统进行研究[82]。

综上，创新存在于企业、产业、国家的各个层次，而且每个层次的创新都与很多因素相关，因此，各层次的研究都应从系统观点出发。从目前来看，企业层面往往更多地强调技术创新，国家层面通常偏重于制度创新的研究，各层次间没有紧密联系在一起。遵循系统观点，我们应该将企业的微观创新系统、区域（产业）中观创新系统和国家宏观创新系统结合起来，做到从系统的角度研究创新活动。

2.集群创新理论的研究进展

国外关于集群创新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①企业集群创新动力机制的研究： Allen Young 从“规模报酬理论”角度，Hoover（1937）从“集聚体”规模效益角度，Krugman（1991）从规模递增收益角度等，探讨了不同的企业集群创新生成动力。②企业集群创新扩散与溢出机制的研究：新马歇尔主义学派Becattini、Deiottanti、Bellandi（1989）等基于溢出与集体学习的视角，Beluss、Gottardi（2000）等基于新熊彼特Ⅰ的视角，Cowun、David、Foray（2000）等基于新熊彼特Ⅱ的视角，探讨了不同阶段、层次的创新知识在集群内扩散与溢出的过程。③企业集群创新绩效的研究：Lawson（1997）认为合作机制、集体学习和不确定性的降低是创新的重要因素[83]；Enright（1999）认为知识外溢和劳动力市场推动集群创新[84]；Marceau 和Nauwelaer（1999）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除了传统的外部经济，知识网络、学习机制等是集群创新的动力[85]；Baptista（2001）通过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发现，个人联系、企业网络以及企业间的相互作用促进了知识传播，成为集群创新的内在原因，以248 家企业数据证明集群通过专业知识的传播和溢出构成外部性实现创新[86]；Tallman 和Jenkins（2004）认为，非贸易联系的知识传播是集群创新的根本原因[87]；Roettmer 和Katzy（2006）认为，企业集群创新能力是决定集群绩效的潜在关键因素[88]。④企业集群创新复杂性的研究：基于复杂性理论，Rothwell（1994）指出未来的创新过程模式是系统集成与网络化；Vito Albino、Nunzia Carbonara、Ilaria Giannoccaro（2006）提出企业集群创新是一个复杂系统，并且构建了基于Agent 的涌现模型[89]。

国内关于集群创新理论的研究，多集中在集群创新的扩散方式、动态演化过程、动力机制、创新能力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仇保兴（1999）讨论了创新在企业集群内部的扩散方式及其创新效应[18]；魏守华（2002）对几种企业集群创新动力进行了整合[35]；陈雪梅（2003）借助生物学中知识来描述企业集群创新现象的动态演化过程[90]；朱杏珍（2006）从中观层面揭示了集群创新网络的行为机制、竞争优势和集群创新的内在规律[91]；王发明（2008）基于网络结构视角进行了集群创新能力的研究[92]。

另外，近年来国内的学者对产学研合作创新热点问题作了不少研究。罗利、鲁若愚（2001）通过对shapley 值在产学研合作中利益分配的分析，反映出博弈个体在合作过程中的相对重要程度，从而可以判断合作的可能性，同时也有助于找出利益分配的理论依据[93]。罗炜、唐元虎（2002）认为技术交易和商业化协作是学研方与企业合作创新的两种主要方式，通过一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学研方和企业的合作创新方式及合作伙伴选择的影响因素，指出学研方—企业合作创新方式的选择，受技术本身的价值、创新的市场价值以及学研方和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同时指出，技术交易时企业并不在乎学研方的创新能力，商业化协作时企业将选择创新能力强的学研方作为合作伙伴，而学研方更希望与技术学习能力强的企业合作[94]。叶小青、徐渝（2003）对企业—高校合作创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行了博弈分析，解释了技术交易中逆向选择存在的原因[95]。鲍新中等（2008）利用合作博弈理论中联盟博弈思想和夏普利值法探讨了产学研合作的收益分配问题[96]。雷永、徐飞（2009）基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对产学研联盟的形成机理进行了研究，指出在产学研的博弈问题中往往达不到完全信息的理想境界，产方和学研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97]。杨得前（2007）对产学研合作进行了演化博弈分析，结果显示系统的演化呈现出两种前途，一种结果是随时间的推移，系统演化至产学研之间形成密切的合作；另一种随时间的推移，产学研之间形成各自为战的结果。系统最终演化至哪一种结果是敏感依赖于初始状态的；合作给参与者带来的收益越多，系统演化至产学研密切合作的可能性越大；在产学研的合作中要注意收益的公平分配，收益愈是能得到公平的分配，产学研之间的合作关系愈是牢固[98]。张卫国、李江（2009）应用了“有限理性”假设下的演化博弈研究方法，考察产学研合作各方的收益情况与产学研合作稳定性的关系以及产学研合作渐进稳定的过程，通过研究发现合作与合作的纳什均衡只是产学研合作稳定性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而第一次合作意愿的大小与合作效应的大小是产学研合作稳定的重要决定条件[99]。

3.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的研究进展

国外对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的研究，多从服务创新驱动要素角度研究。Kandampully（2002）认为, 服务创新依赖于三个相关要素：技术、知识和关系网络[100]。Chapman 等（2002）总结出了服务创新的主要驱动因素, 包括网络与研发、信息和交流技术、人力资本、组织变革、知识产权、竞争和规则的变革[101]。Agarwal Sanjeev 等人（2003）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创新作为中间变量实现服务企业的判断绩效和目标绩效[102]。

国内关于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的研究，集中在第三方物流服务运作模式及创新动力、物流企业服务创新模式及战略选择、物流集群的创新体系及机制等研究上，具有代表性的是罗齐、朱道立等（2002）探讨的第三方物流服务创新的融通仓及其运作模式[103]；李海婴等（2006）提出了第三方物流企业服务创新的动力模型[104]；翟运开（2006）提出了物流服务创新模式的“四棱锥”模型[105]；张光明（2006）提出了物流服务创新模式主要包括跟随竞争创新、顾客需求主导创新、物流技术创新、物流网络创新、增值物流服务创新等[106]；李兰冰（2008）从生命周期的视角对物流产业集群演进机制进行系统的、动态的阐释[107]；屈仁均、李严锋（2007）对物流集群网络创新体系进行了探讨，指出物流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就是从松散型创新模式向综合型演进的过程[108]。徐琪（2008）运用服务科学和服务创新的理论,提出了现代物流服务的创新模式[109]；王静（2008）对物流企业服务创新的路径与战略选择进行了探讨[110]；王燕（2009）、刘明菲和周尧（2008）对物流产业集群创新机制、创新能力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和评价[11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