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2日，中国民间借贷风险防范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杜晓山、何广文、白澄宇这些全国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在会上肯定了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的金融探索成果，一致认为，中国农村的金融探索和改革，一定要走合作金融的路子！

杜晓山说，合作金融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同时，不强调利润最大化，强调客户、农民本身是主体，是所有者，又是被服务者。我们为什么不多做点合作金融呢？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做的事情！

白澄宇说，做小额信贷这么多年，越来越感觉到真正要解决农户贷款难的问题，外面的所有金融机构都靠不住，必须得靠农民自己，必须走合作化的道路。

何广文认为，贷款互助合作社把需要互助的农民组成一个农民互助中心，成立“村银行”，农民可以入资格股、投资股，后来发展到城市社区和农村都有了这样的组织。从整个资金流向来看，城市里入股金额要大于借款金额，而农村的资金需求大于供给，贷款互助合作社实现了资金的回流，即城市反哺农村。这种模式还解决了一般银行难以解决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客户经理管钱不管人，村银行管人不管钱”的运作模式，农民在村里面就有了一个信用筛选过程，这是其他机制所解决不了的。

三位著名专家发言之后，应邀参会的许文盛被安排发言。许文盛是一个具有丰富的金融实践经验和敏锐洞察力的人，因此他的发言往往是有的放矢、掷地有声：

参加这个会议，是来学习的。整整一天了，大家讨论学习的是孟加拉的模式，或者是引进国外P2P模式到中国来寻求突破。但是大家唯独忘了一点，中国农民究竟需要什么？谁才是真正的需要者？他的诉求是什么？忽略了这一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要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第一，必须解决贷款入户的问题；第二，必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让农民自己行动起来，配合我们运营这种模式。结合这两点，我们就提出来两种观点：第一，我们认为中国不缺银行，但绝对缺少中国老百姓真正自己的银行；第二，中国不缺银行，但缺少的是真正融入社区、农民完全参与的组织。所以我们就设定了，把国际通用模式——“村银行”搬了过来。我们就研究中国的村落基本存在形态，中国人多数在农村是按村落存在的，一个村内部总有人有闲钱，同时也总有人缺钱；中国人是按家庭经营的，也是有时宽时紧这样的基本情况。这就说明了什么呢？无论是村落还是家庭，都存在资金调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我是学金融的，银行的起源其实就是一个板凳。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银行需要一种返璞归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确定了“村银行”这样一个概念。

为了复制和传播“村银行模式”，我们给机构做了一个定位：第一，把所有的职工培养成社会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用小额信贷发动、组织群众；第二，把所有群众培养成农民银行家，让他们知道“村银行”是自己的。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们基本上达到了一期试验目的，让贷款互助合作社成了一个闻名全国的项目。

与此相呼应，针对农村信用社代表的合作金融，我们提出了互动金融的概念，试图引导农村金融走向，在农村信用社商业化改造之后，解决新出现的中国合作金融空白怎么填补的问题。我们希望这个模式能够不断发展，成长为一个能够和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相媲美的中国人自己的模式。

贷款互助合作社整个运行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作为一个试验点，贷款互助合作社首先是一个小额信贷机构，这个机构自身有钱，可以到村里去推动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群众成立自己的组织。其次，把农村社区居住的生活习惯和家庭经营的基本特点与民族互助的美德完全融为一体。

如何让农民需要钱的时候马上把钱抓在手里面，这是我们要解决的。概括起来16个字：宽裕时入股，我助人；困难时贷款，人助我。比如，张三需要钱了，我们是邻居，找到我了，孩子要结婚，借我5000块钱，我借给他了；当我有困难的时候，张三绝对有义务帮助我，这就是中华民族最传统的互助美德。一个项目，无论是美国的，还是孟加拉的，必须植根于本国的文化，离开了这个，不可能有生命力，所以我们就设立了这个模式。

我们通过这种方法解决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怎么样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的资金和农民的资金一起运营，共同承担风险，就很好地把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动员农民管农民”。在座的大家，包括我进到一个陌生的村子，去管理人，我们都没有这样的优势，想管也管不住。但是这个人的好坏，村里的群众自有度量。通过群众的组织，群众监督的积极性，我们很好地就把握了人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小额贷款先天有一个特点，不怕人穷，就怕无赖。穷点不可怕，但是无赖绝对可怕。所以人的筛选是小额信贷能否成功的基础。这是风险共担的体系。用农民的一句话说，老百姓的事，老百姓自己去干，就没有办不好的。通过这种模式，这么多年，我们在濮阳市的两县两区范围内，推动了595个“村银行”，涉及13000户，目前贷款余额1.15亿元。我们资产总量目前1.4亿多元，仅通过银行存款备付的资金就有2000多万元。

具体运营方面，贷款互助合作社最切合特点的就是资金互助社。资金互助社发展比较慢，为什么呢？我想原因大家都清楚，最根本的一点，金融人才稀缺，缺乏金融知识的普及，是制约当前农村金融问题解决的最主要原因。现在河南很多担保公司，很多小贷公司，做了很多贷款，没有一家进村的，许多家在做高利贷。所以培训组织农民普及金融教育应该是最关键的，我们长期按这种方法运作，截止到去年，我们的农村社区金融教育培训项目获得了世界银行的支持，也是对我们这种模式的一种认同。

随着贷款互助合作社的崛起和壮大，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加入这个行列当中来，觉得我们能帮他解决问题，它就形成一个很大的合力，形成一个品牌，所以很多群众，包括政府的一些委托项目，我们都实现了通过这个组织来解决。很多群众说，我的钱闲着，能不能投到你们这儿来帮助其他的人呢？这样就形成一个和其他银行反道而行的办法，其他银行到农村都是抽水去了，而我们则是把城镇的资金引导回流到农村去。白处长和何老师都去过，我们几乎所有的分社都在农村，现在运营的7个机构中6个在农村。由于很好坚持了小额信贷帮扶弱势群体的信念，群众积极参与，我们的资金就形成了良性循环。中国人民大学马九杰教授去濮阳考察以后，认为我们这个模式是一个伟大的创新，为中国农村做的贡献将是不可估量的。

接下来，我就今天中午讨论很热烈的一些问题跟大家探讨。首先是要不要监管？从基层来说，我认为监管是必须的。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和政府合作，来寻求政府更大方面的支持。金融是经济最核心的形式，一旦金融出了问题，它产生的问题会更加严重……金融乱不得，要想搞金融，首先定规矩，谁想进这个圈子，按规矩走。就像江苏的殷主任说的情况一样，确保这一块有序进行，要比任其发展，长成一盘乱草，怎么割都割不掉要好。

其次是要不要抵制高利贷？王总以杨白劳为例，把问题提得非常好。小额信贷的基本信念就是帮助穷人，给穷人发展机会，本身就兼有扶贫和公益的特点。如果不抵制高利贷，不把控制高利贷作为基本目标的话，而放开利率，那就背离了善行助穷的思想。一个单位，一个人要活得有尊严，必须要有自己的思想。贷款互助合作社结合民族文化提出这样的思想，善行助贷：第一，坚决面向弱势人群做小额贷款；第二，坚决抵制高利贷。这里边仅仅说善行是一个比较自私的观点，但是从保护自己来说，我们也必须要抵制高利贷。所以，我觉得能不能做到抵制高利贷和坚持小贷，是考验着所有从业人员良心的行为。我们是否有良心和道德做这件事？这个底线必须坚持，也就是说社会需要我们自我监管。

我以为，中国人应该有我们自己的微金融模式，而不是完全抄袭别人的。我们希望更多专家、学者以及领导给我们贷款互助合作社这种模式多提宝贵意见，让这个中国人自己的模式在中国自己的土壤上很好地生存发展，从而为更多的中国民众造福，最终帮助我们实现创建媲美孟加拉乡村银行的中国小额信贷模式，共同完成中华民族自己的使命！

有感于国际小额信贷事件的不断发生，更切身感受到国内小额信贷的乱象纷纷，作为投身小额信贷互助合作社的多年探索者，其职业的敏感和丰富的经验，让许文盛感受到了国内小额信贷“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巨大风险，为此忧心忡忡。2011年2月17日，许文盛围绕小额信贷组织正在变异的风险和危害，发表了《警惕小额信贷组织异化风险》的警示文章：

去年以来，国际小额信贷成为多事之秋。印度政府紧急叫停全国范围内针对贫民的小额贷款项目，敲响了世界各国小额信贷政策的警钟；小额信贷发明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被孟加拉政府女总理指责“榨取穷人血汗”；国内渭南等地屡发高利贷逼死人命的恶性事件……

我无心查究尤努斯被女总理指责是否政治阴谋，但国内各种借贷组织雨后春笋般诞生，发展速度委实触目惊心。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咨询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专业合作社、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等，仿佛一夜之间就充斥了各地城区街道。事业成功者、生意亏损者、有官场背景者，纷纷办起了借贷公司，其中甚至不乏空壳登记或无照经营者。贷款互助合作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支持下耗时18个月艰难注册的难题，似乎已不存在。而各种借贷机构，多借名帮助弱势群体，还变相高利贷之魂，却鲜少下乡助农者，情况实在令人担忧。

结合国家逐步放开农村金融市场，以及初显的借贷市场混乱和高利贷蔓延乱象，我曾请教杜老师，得到“我们是铺路石”的答复。参加日内瓦国际小额信贷会议归国后，再向多个老师谈了混乱可能引发国内小额信贷危机的担忧，也未得解。只能洁身自好，与高利贷划清界限，把精力更多放在锤炼团队、传播使命、细分市场、努力使经营重心下移帮扶弱势群体、推动机构持续稳健发展等方面，忍看混乱日益加剧，对中国小额信贷异化的担忧也日甚一日。

某高官9月在小额信贷网络年会上透露“正在修订的《贷款通则》将取消高利贷限制”，银行将取消存贷款利率限制，濮阳已出现多家机构对一户催收贷款的异常情况……原本民众偶然需要的借款需求，在政府普遍性提倡或一哄而上之后，当稀缺的金融资源不再稀缺，甚至激烈竞争之后，难以坚持公益助穷目标的中国小额信贷，势将重蹈印度多机构重复对一户贷款最终崩盘的覆辙。

高利贷者不可能真心帮助穷人！成本一定让穷人能够接受，是帮助穷人基本标准，符合银行参与社会利润平均分配的金融学规则。高利贷榨取血汗，不仅影响穷人借助资金致富，无益社会进步，甚至引发社会问题。

尤努斯认为，“小额贷款商业化发展的方向是错误的”。在他看来，“远离利益，专注于穷人，是小额信贷行业最基本的原则。如果不能做到，就不是帮助穷人。没有对穷人的同情，穷人就成了被用来赚钱的工具。眼睛被利益蒙蔽时，人要看到的只有利益。”防范小额信贷异化，治理高利贷，大家与政府一定会有公论！

循序渐进，是国际金融改革的重要原则。困于条块分割的行政体系，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始终未能超脱“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魔咒。自2005年以来，人民银行、银监会、扶贫办与财政部相继启动了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贫困村互助资金合作社试验；自2008年以来，为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工信部推动担保公司全国发展。这些机构除资金互助社、贫困村互助资金合作社外，大多放弃了小额信贷组织坚持的扶贫和公益特性，异常追求商业利润，在监管缺乏的背景下，甚至公开为高利贷招魂，这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是背离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商务部、扶贫基金会和贷款互助合作社等小额信贷早期播火者和探索者，曾为探索农村金融改革之路做出贡献，但在坚持10多年公益性试验之后，却未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反而被排斥在制度框架外。他们所坚持的公益性扶贫品质，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区分小额信贷是否异化的试金石。

中国政府应未雨绸缪，借鉴印度等国小额信贷被无节制地商业化操作，变身为富人、银行和资本压榨赤贫者的工具的教训，高擎小额信贷扶贫公益的大旗，以行政法律形式禁止高利贷，让NGO小额信贷组织在防范小额信贷异化方面担当更多社会责任，而不应该只是“铺路石”。(www.daowen.com)

2011年10月18日至20日，中国小额信贷联盟在北京举办了第七届联盟年会暨2011年中国小额信贷高峰论坛和中国银行业协会（花旗集团）微型创业奖颁奖系列活动。联盟会员机构、顾问机构、国内外小额信贷机构及其他相关机构和专家学者近200人参加了会议。

许文盛应邀参会并在会上作了《社区互助，内联外引，塑造中国特色小额信贷模式》的专题发言：

首先与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天会议及论坛大家的观点。

吴晓灵行长讲话认为，中国不缺资金，但缺少富余资金到融资者的渠道和方法。同时向大家提出一个警告，互助资金不宜出村，要防止非法集资。

人民银行研究局汪小亚局长，与我们分享了拉美考察的心得。非常推崇其小额信贷网络管理的方法，认为很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农业大学何广文教授则向我们提出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中国为解决农村金融问题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成立了很多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很少有机构真正下农村，农村金融机构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分布不均衡。

国务院扶贫办杨炼老师与大家分享了贫困基金的一些信息：缺少适合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金融产品，草海的村基金最初做得很好，但是持续发展若干年之后，却销声匿迹了。

吴晓灵行长所期望的富余资金到融资者之间的渠道和方法，汪局长所期望的网络如何建立？什么原因造成了何老师和杨老师提出的问题？怎样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最值得我们大家会议之后去思考的。

中国那么多银行，又有30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近百家村镇银行，40多个资金互助社，为什么包括小微企业在内的弱势群体贷款难的问题仍然没有办法解决，甚至出现了温州高利贷崩盘等恶劣事件？最终还惊动了国务院温家宝总理，带着人民银行、银监会的领导们赶去浙江救急，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机构怎么定位？该怎样去发展？我刚从新加坡参加完世界华商大会回来，高利贷崩盘事件在新加坡被炒得火热，几乎所有的大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作为银行人，我不得不担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次救市之后，会不会再次出现大面积的银行坏账？

会前会后，大家都在探讨，小额贷款机构，特别作为公益性的这么一个组织，我们又做了这么多年，但是因为缺资金，我们被束缚了发展的翅膀，没有办法发展，我们该怎么办？

我想大家都应该关注到中国这样一个基本现状：在中国，无论乡村，还是城镇，人们都是群居生活，农村按村子居住，城镇按社区、家属院居住，这在研究界统称为社区。咱中国不缺银行，缺少的是真正融入社区，与农民大众融为一体的金融组织。那些社区以外的银行都不是咱老百姓的。

农村金融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老百姓难贷款；另一方面，银行把款贷出去了，却收不回来。一个村子里，拿到银行的贷款，亏个几千万，没有一个老百姓皱眉头。甚至我们农行去要贷款，进到村子里连人都找不到，没有群众给我们提供他家在哪儿的信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用人民大学周立教授的讲法，就是对农村来说，这个复杂的小社会存在内外两重排异，即金融机构排斥农民，同时农民不敢跟定银行，因为银行和老百姓不是一家人，是两码事，我没必要关注你的发展。结合这些情况，我们可以把中国金融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内置性的，融入社区的，如贫困村基金、资金互助社、贷款互助社；另一类是社区以外的，愿意或不愿意到村里去做贷款的组织。无疑，内置性互助组织是老百姓自己的银行，可以很好地调动社区群众内生的积极性。社区外贷款组织，很难与社区产生融合。

探索解决农村金融问题，无法绕开农村社区内力和外力融合的关键问题。没有农民主体地位的真正确立，没有扎实有效的农民金融教育培训，没有金融机构和农民积极性的双向调动，农村金融问题永远不可能根本解决。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提出一种解决方案，体现与传统合作金融的区分，我们称之为互助金融。它的基本方法就是立足社区，重新组织群众，组织再建为基础，逐步恢复社区秩序，包括信用、流通、生产、文化等秩序。我们期望，小额信贷帮助穷人的理念，和中华民族互相帮助的美德相结合，逐步创建媲美孟加拉乡村银行的中国农民互助银行新模式。

接下来，我将向大家介绍我们的模式和方法。原本担心大家不容易接受，但杨炼老师刚刚给大家介绍了扶贫办贫困村基金的运作情况，我想现在好说多了。因为《领导决策信息》杂志总结的国内新型合作金融组织探索的民间样本就包括贷款互助社、资金互助社、贫困村基金，三者都是立足动员、组织群众，按村落创建资金互助组织，区别一是贫困村基金是财政投资孵化，而我们是民间资金孵化的；二是对应杨老师贫困村基金未来方向问题，我们可能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贫困村基金是孤村运行的，而我们是统分结合、各村之间彼此联络，也就是汪局长期望的网络型的。

我希望我们的探索与方法，能对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解决融资难有所助益，帮助大家解决因缺资金而制约发展的问题。之后，重庆开县互助合作会的钱总将向大家介绍他们的实践，他们的成就很能说明我们方法的实用性与科学性。去年7月，为探索解决资金难题，钱总带领他们几乎所有高管到我社考察，而后根据开县实际设计了会员制操作办法，一年后因为会员积极参与，他们不缺资金了，资产规模从去年的4000万元飙升至9000余万元。

同志们，弱者需要帮助，国民呼唤互助。一个不懂互助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合作互助，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美德，是民族崛起复兴的脊梁！我希望互助金融的方法与模式能与小额信贷组织走向更大联合，互助金融防止小额信贷向高利贷异化，坚持穷人银行小额利民的方向，最终共同完成“农民互助银行”之中国特色小额信贷模式的塑造。

当许文盛超时间的发言完毕后，会议主持人、中国社科院杨团这样评价道：许文盛的发言整整超过了11分钟，中间我已经多次提醒他，但是还是让他发言下去了。许文盛很雄辩，他希望把他的这样一种心情，实实在在介绍给大家。就是说，这是一种成功的模式，不是试点了，他已经在濮阳市以内的多个县区推广了。而且在最近两年，我见过他几次，他曾经告诉我说，还有困难，还不能够达到平衡。但是现在告诉大家，今年他们已经开始有比较好的盈利了。前面的路，从制度上讲，可能有障碍，但是从他已经走的实践过程来讲，已经没有障碍了。所以说，这应该是一个很难得的成功典型。时间不算长，之所以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标，能够做到农民满意，投资人满意，政府也满意，还有他的工作团队也满意，这是很难得的，的的确确需要我们认真去总结。

2012年，有感于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国内高利贷疯狂、集资诈骗大案频发的局面，许文盛6月28日发表振聋发聩的文章《中国农村金融乱不得》，向社会各界和有关部门大声疾呼：

中国金融乱不得！农村金融更不能乱！因为金融事关国家经济命脉，事关国计大局和民生小利益！一旦乱及基层，势必伤及国家根本。

曾记否，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之乱，荼毒了多少家庭，造成了多少银行坏账？明眼看，“三会一部”之祸，虽举国努力据说至今尚未完全消弭。国际上，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至今没有消解，国际金融危机未见明显突围迹象。在国内，东阳吴英被判无期，包头金利斌泼油自焚，温州老板跑路，非法金融令多少老板走向不归路？江苏泗洪、浙江温州、内蒙古鄂尔多斯、河南安阳、山东邹平，各地频发非法集资大案，使多少家庭的积蓄一夜间灰飞烟灭重返贫困，又使多少地方政府因民众上访而焦头烂额？比较西方发达的金融体系，中国金融家底尚薄，面对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并无特殊免疫能力……各地频发的案件，足证金融规范发展和监管的重要性。各地频发的案件，该能触动国民的良知；触目惊心血淋淋的事实，该能触发政府官员们的责任。金融乱不得，直面金融之乱象，我们的政府和群众，不能再不作为了！

我出身农门，深刻体会贫家借款之难。震撼于邻居杨国胜无法筹足学费终身定格为农民的事实，惊讶于传统商业银行面对弱势家庭贷款的不作为和贷款大面积死滞，悟及构造商业性金融与社区草根型互助金融互补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才是农村金融的基本出路。倾尽家财创办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小额信贷课题研究，历6年努力，使之成长为闻名全国的农村金融创新探索项目，形成了纵横两县两区的新型互助金融机构雏形，被众多媒体、专家誉为“破解农村金融的濮阳模式”。

然而，困于群龙治水的复杂格局，“金融探路先锋”却未能成为农村金融改革的受益者，至今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未拿到金融许可证，急需政府支持下寻求监管部门认可并完成向“互助银行”的转制。作为创始人四顾茫然而难知归处，不得不慨叹生不逢时。

自2004年12月至2006年7月，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经历了18个月的艰难登记历程。其难产的消息，由《第一财经日报》披露后，经《华尔街日报》等媒体转发产生了巨大影响，国内各地众多同人来电慰问支持，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濮阳市政府大力支持下，方完成注册并揭牌试验。孰料，试验数年之后，“担保公司”“投资公司”等仿佛一夜之间遍布了市井街头，挂羊头卖狗肉大行非法集资之实，市场变得异常混乱。2010年后情形更乱，濮阳街头开始出现的“助贷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抄袭贷款互助合作社模式却行高利贷之实；2012年政府清理担保公司，翻牌合作社蔚然成风，“合作社资金互助部”一时间挂满街头。

中国人民大学农发院主办的2011年农民合作经济论坛上，我曾警示慎防互助金融异化，呼吁提防空壳合作社坑农害农。2012年3月，在商务部中国国际技术交流中心和小额信贷联盟主办的民间借贷座谈会合作金融分论坛上，与会专家终于统一了思想，“农村金融改革的出路在合作金融”“政府必须在农村金融改革中有所作为”“民间借贷必须先规范后发展”“民间借贷必须抵制高利贷，使经营处于国家法律保护之下”等，然而并未引起决策层的注意。

一介草民，从不敢以研究者自居，却自知定位准确关乎长远，安身立命踏实做事，力求思想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濮阳已经发生的李伟自首及宏丰集团公司、正凰投资公司等非法集资大案，虽已经触疼了政府加强监管的决心，但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合作社资金互助部”，却令人不得不忧心“城门失火，祸及池鱼”，并担忧起民间借贷的前景来。

危机当头，诸官芸芸，谁懂金融？茫茫人海，知我者谁？知金融者几何？离开政府支持，“爱我金融，振兴中华”，只是痴人说梦。真心期望在强化民间金融监管中，政府能早日有所作为，进行法与非法的区分，早日还我一片晴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