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发展现代生态农业。以现有的农业技术力量如高等院校农业学科、农业研究机构为依托，组建教学—科研—生产—推广示范基地，使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同时，在这一类型基地建立农畜产品加工业，改变过去单一的资源直接利用方式，把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结合在一起，形成地域生产体系。这就意味着逐步运用生物工程技术的生态农业之路，实现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和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统一，而不是西方式的“石油农业”的道路，使示范基地逐步成为区域现代化农业的增长点，而农业现代化是一项综合的系统性工程，包括农产品的生产效率提高，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等水平的提高，农产品供给能力的提升，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措施均有助于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首先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机械化水平，进而减少化肥、农药、农膜等导致的农业源环境污染，也有助于减少因农资生产能耗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制定农机的燃油效率标准，鼓励高效率农业机械的使用，稳定或降低单位面积粮食生产的柴油使用量。通过技术改造、提高农资生产规模化水平，进一步降低农资生产过程的能耗水平，以此降低粮食生产农资投入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尤其是合理控制化肥使用量，来降低化肥使用相关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水平。通过缓释肥技术、定期测土施肥技术、增加生物质肥料等方式，降低单位面积农业生产化肥使用量，可以减少单位面积化肥使用形成的种植业污染物总氮、总磷的流失量，同时可以减少化肥生产过程和使用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18]

其次将畜禽养殖业作为治理农业源污染物的重点，提高畜禽养殖业污染物产生消除率，减缓畜禽养殖业污染物增长速度。鼓励畜禽养殖业使用青贮饲料、推广配合饲料等方式提高饲料利用率，其核心是提高饲料粮的转化率，减缓我国畜禽养殖业饲料粮需求量的增长速度，进而减缓粮食生产和畜禽养殖过程的农业源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长速度。[19]

二是优化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农业生产要素的重组和不断优化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土地是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基础，应加快放活土地要素。立足农业经营规模小的实际，鼓励农民开展土地合作、入股、流转等，逐步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加快服务社会化、生产区域化、产业集中化，形成农业服务规模优势、区域规模优势、产业规模优势，提高我国农业规模效益和竞争力，健全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同时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产业化可以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为工业提供优质原材料，减少贫困化，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因此要大力发展农工商一体化，建立具有合作社性质的小农农工商联合体，参与主体共同合作，组织广大农民进行农产品生产、开发、加工和经营活动，遵循经济效益、社会平等与生态环境保护等原则，通过合作社与企业间的合作，把工农和城乡间的资本、人才、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进行优化组合，把单一的农产品发展为产业。只有这样，才能对市场需求变化做出迅速的反应，实现农产品的增值，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最终实现农民增收。

三是转变农业生产发展方式，从粗放经营尽快转到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的集约经营上来。[20]面对生产成本上涨和比较效益下降趋势，需要加快培育和推广高产稳产优良、附加值高的品种，提高土地产出率。面对劳动力大量转移和土地经营规模扩大，需要加快培育适宜机械化作业、轻简栽培的新品种，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面对资源环境约束压力，需要加快培育水肥高效利用的新品种，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

以营利为目的的现代食品工业体系，不仅割裂了人们的生活世界，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断联，将其自身的安全风险转嫁于消费者和生产者，而且置环境保护于不顾，这加重了人类的生存危机和环境危机。在全球范围内，面对现代食品工业咄咄逼人的态势，针对食品工业化的反向社会运动从未止息，如食物地方化运动。

为了摆脱食品帝国的控制，实现粮食主权中对整个食物生产、加工、销售和消费过程的民主化，一些让农民生产者同消费者直接对接的公平贸易机制正在各地建立起来。例如，通过建立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来共同管理食物的生产过程，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在消费者获得质量上值得信赖的本地食品的同时，也让农民获得应有的经济回报。在这些新的机制和新的实践中，社区支持型农业正在全球推广。它作为食物地方化运动的主要表现，其兴起的直接原因是近年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所导致的一些负面效应，如环境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在一些公民社会团体的推动下，许多地方出现了大量由农民和消费者共同管理、公平交易的合作社或其他农业组织，而各种借助互联网与电子商务技术的社区支持型农业模式更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蓬勃发展。

但是鉴于未来世界人口对粮食巨大的需求，简单回归所谓的小型农业显然无法满足人们对粮食的需求。因而建立高效生态农业就成为必然选择。高效生态农业强调内生性可持续发展，即农田中自身营养物质与能量的循环利用而不是加大外部投入，通过模仿自然过程强化农业系统的方式，在农业生态系统的各个部分之间建立有益的生物互动与协调。

基于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辩证关系，以及作为两者之间中间变量的生态安全的重要性，粮食安全、生态安全、食品安全这三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相互联系。更重要的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重新界定粮食安全的概念，新的粮食安全的概念不仅仅强调数量的安全，还应该强调生态环境的安全、食品的营养、质量安全、粮食主权，等等。这些内容综合构成了粮食安全新的内涵，也是本章的落脚点和着重强调之处。

[1]吴志华、胡学君：《中国粮食安全研究述评》，《江海学刊》，2003年第3期。

[2]李东燕、袁正清：《国际关系研究：议题与进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81页。

[3]何昌垂：《粮食安全：世纪挑战与应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页。

[4]卢新海、黄善林：《海外耕地投资问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08页。

[5]孙娟娟、胡锦光：《基于公众健康的食品营养规制》，《中国食物与营养》，2017年第3期。

[6]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世界卫生日：食品安全》，2015年4月7日，https：∥www．who．int／campaigns／world－health－day／2015／event／zh／。(www.daowen.com)

[7]Jan Willem Erisman，Mark A．Sutton，James Galloway，Zbigniew Klimont，Wilfried Winiwarter，How A Century of Ammonia Synthesis Changed theWorld，Nature Geoscience，No．1，2008，pp．636－639．

[8]［法］皮埃尔·雅克、拉金德拉·K．帕乔里、劳伦斯·图比娅娜主编：《农业变革的契机：发展、环境与食品》，潘革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5页。

[9]袁越：《人造恐慌：转基因全球实地考察》，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第154页。

[10]陈雨生、张琳、梁杰：《环保型农资、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11]《湖南大量耕地遭受重金属污染，镉含量或来自磷肥》，http：∥www．pway．cn／mart／y／201305／305980．htm。

[12]［英］亨利·伯恩斯坦：《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汪淳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5页。

[13]倪学志：《对我国非粮农业发展战略的反思》，《农业经济》，2019年第1期。

[14]王可山：《食品安全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读》，《中国流通经济》，2013年第9期。

[15]［英］亨利·伯恩斯坦：《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汪淳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6页。

[16]韩俊：《中国食物生产能力与供求平衡战略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1页。

[17]Neil MacFarquhar，Prices Worldwide Hit Record Levels，The New York Times，2011－02－03．

[18]李锋：《关于中国口粮生产和消费对资源和环境相关影响的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年，第218～219页。

[19]李锋：《关于中国口粮生产和消费对资源和环境相关影响的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年，第218～219页。

[20]李克强：《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求是》，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