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的直观理解是食品加工制作过程符合相关的卫生标准，瓜果蔬菜农药残留达标，食品运输储藏符合相关的作业标准。然而由于石油农业向纵深扩展，直观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逐渐深化为更隐蔽的食品安全风险。此类风险从宏观环境来看，来自水体、大气污染以及土壤毒化和重金属污染；从微观环境来看，则来自各类动植物激素的大量使用。与农产品表面农药残留物相比，动植物激素的“内化”、难以察觉、不易检测和无法清洗，成为食品安全的内源性风险。

对于植物用激素成为食品安全的内源性风险，以大棚种植为例，由于大棚高产而且可以反季节种植，已经成为解决中国“菜篮子”问题的主要途径。但是为了让反季节果蔬能够尽早上市，一些果农、菜农大量使用植物催熟剂、生长剂等药物。[13]然而这些激素类物质已经成为食品安全的内源性风险。动物用激素也成为食品安全的内源性风险，以“瘦肉精”为例，它于20世纪80年代源于美国等发达国家，90年代被引入中国。它能加快猪的生长速度，提高瘦肉率，而且屠宰后，肉色鲜红，脂肪层薄，所以被迅速推广。然而“瘦肉精”却有严重的毒副作用，轻则致人心律不齐，重则致死。这些毒副作用之所以能被发现，是因为“瘦肉精”的有效成分本身是治疗哮喘的一种药物，经过几十年的临床试验，最终人们才发现它的毒副作用。实际上，现实中还有大量的动植物激素在推广使用，其中大部分的毒副作用都不十分明确，这些将成为食品安全的系统性风险。这些动植物激素大多是以生物科技的形式出现的。按照研发者的说法，如果合理使用，其风险是可控的。然而这些动植物激素的化学及生物作用原理复杂、过程缓慢，而市场主体的逐利行为往往存在短视性，缺乏足够的动力和耐心验证其安全性。[14](www.daowen.com)

在养殖领域，农业企业多采用“封闭动物饲养法”，这是一种“直流”系统，其中动物的身体成了媒介，用于吸收生长激素和抗生素，以对付因密闭饲养而带来的各种疾病。[15]这样就可以将资本从土地和当地特定的生产限制条件之中解放出来，而这些限制条件自古以来都是农业历史的典型特征。而且被封闭饲养的动物所吸收的浓缩饲料很可能是由那些使用过植物激素抑或是存在激素残留的作物制成的，其中的内源性风险的“风险暴露程度”我们还不得而知，被封闭饲养的动物同时“吸收”了由植物用激素和动物用激素带来的双重内源性风险，其结果必然是风险转嫁到人类身上，并最终造成内源性风险的“自我实现”。这种工业化、规模化的养殖方式产生了大量的动物排泄物，[16]打破了农业和农村的生态平衡，并且导致了食品的劣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