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标必先治本，治本务必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就根本而言，中国在中美大豆贸易中缺乏定价权主要在于中国进口过多，是一个卖方市场。在卖方市场中，中国国内对大豆的强大需求远远超过了供给，供不应求的局面使中国作为买方对大豆这种商品没有选择的主动权，更无法奢谈定价权。而美国作为卖方，在大豆市场交易中和供需关系中，都处于有利和主动地位。

在中国大豆以及油脂油料进口量不断增加的十几年时间里，在开始阶段国际市场更多时间里表现出买方市场的特征，我们在进口问题上关注的是如何抑制过快增长的进口，以降低进口对我国产业的影响。但当国际农产品市场整体趋势逆转之后，大豆、油脂市场更多表现出卖方市场的特征，供应国和供应方在市场上占有主动地位，我国大豆需求以及油脂油料的需求越来越依靠从国际市场得到满足，国际市场供给与价格是否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市场状况，这由此引发的市场波动更为剧烈。

当我们在争论如何争夺大豆定价权、如何不吃转基因食品之时，除了在供给侧发力之外，就需求和消费而言，改变我们的消费观念才是问题的关键。

一是减少过度消费。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饮食变化逐渐向西方靠近，食品消费结构正在向快餐、肉食等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的食品转变。由于人们消费模式的变化，导致粮食消费快速增长，这也是导致中国粮食自给率下降和大豆进口激增的关键因素。

当前在中国人的消费结构中，蛋白质和脂肪提供的热量已超过了中国膳食总热量的39%，这个比例超过了许多国家。具体就食用油的消费而言，根据中国营养学会编制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7》的建议，我国每人每天烹调油用量为25～30克，即使按照30克测算，人均食用油年使用量应不到11千克。因此成年人每人每天食用油摄入量应在25～30克为宜，这样有利于保持身体健康，有助于预防慢性疾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病。从营养学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均和日均食用油消费量已大大超过了合理科学的膳食标准，也超过了符合健康要求的范围。2009年我国每天人均植物油食用消费量已达到47．7克，人均年消费量17．4千克。[18]而在所有的食品中，单位热量最高的就是油脂，1克的油可以产生37千焦的热量，从而增加体重导致肥胖，这种不健康的消费方式不利于国民的身体健康。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所谓农产品需求的“刚需”，并非是从健康和营养角度产生的刚需，而是盲目学习高热量、高脂肪的西方式、美国式饮食习惯而带来的刚需。[19]这种刚需一方面加重了中国农业环境资源的负担，另一方面导致与不合理饮食结构相关的“三高”人群的增长率、发病率不断增加，因过度消费带来的营养过剩造成中国医疗体系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在大豆贸易中缺乏话语权，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内的消费增加太快，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减少过度消费，科学适量地消费食用油，推广“中热量、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消费模式，保持我国的东方特色，中国这个巨大的胃口自然会变小，国际大豆市场由此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这时中国才会真正拥有大豆的定价权。

二是减少浪费。中国大饥荒的历史似乎离我们渐行渐远，而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似乎已无法感知到饥饿的滋味。与此同时，讲排场等不良消费方式盛行，在商业餐饮领域、集体食堂领域、家庭饮食领域，“舌尖”上的浪费成为我国的一个突出现象。有着勤俭节约传统习惯的中国在经济越发富裕的今天，人们对餐后的剩余饭菜毫不在意。现在中国每年食物浪费量（含各类食品）在4．5亿吨，平均每人年浪费食物量299千克。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具备经济上的消费能力之后，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如果继续，消费行为仍毫无节制甚至发展到浪费的地步，中国粮食安全的风险便会加大。反之，如果我们减少浪费，从而减少了需求，会有助于减少进口大豆的规模，从而掌握大豆市场定价的主导权。总之，看似宏观的中美大豆定价权之争实则与我们每位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密切相关。维护中国的粮食安全，保护本土的非转基因大豆产业，需要全社会从实现粮食合理消费、减少过度消费和粮食浪费的小事做起。

[1]2011年中国大豆产量在1200万吨左右，2012年3月15日，http：∥www．askci．com／news／2011－10／25／107279133．shtml。

[2]美国转基因大豆的出油率可以达到22%以上，而中国国内的非转基因大豆最高只有18%。

[3]Bigman，D．Goldfarb，E．Schechtman，Futures Market Efficiency and the Time Content of the Information Sets，The Journal of FuturesMarkets，1983，Vol．3，No．3，pp．321－334．

[4]李艺、汪寿阳：《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5]王文涛：《我国大豆定价权缺失的表现、原因及对策》，《价格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6期。

[6]白海军：《粮食狼烟》，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第204页。

[7]目标价格政策是指大豆生产者按市场价格出售大豆，当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国家根据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价，以种植面积、产量或销售量等为依据，给予生产者补贴；当市场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时，国家则不予以补贴。(www.daowen.com)

[8]白海军：《粮食狼烟》，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第236页。

[9]美国最核心的竞争力：农业傲视全球，2016年9月18日，http：∥business．sohu．com／20160918／n468587347．shtml。

[10]常理：《提单产，破重围：关注国产大豆振兴》，《经济日报》，2016年10月18日。

[11]陈仲常：《产业经济理论与实证分析》，重庆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12]金雪军、王义中：《中国很受伤》，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169页。

[13]祝继高：《定价权博弈——中国企业的路在何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4页。

[14]吴冲锋：《大宗商品与金融资产国际定价权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53页。

[15]李艺、汪寿阳：《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16]中国经济周刊：美国人给我们上了“贸易课”，2005年2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02／16／content＿2583407＿4．htm。

[17]祝继高：《定价权博弈——中国企业的路在何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6页。

[18]白美清：《粮食安全：国计民生的永恒主题》，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82页。

[19]文佳筠：《养活中国必需转基因吗？》，《文化纵横》，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