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述，期货市场的两个主要功能是发现价格和规避风险。价格发现功能是基于期货商品所有权不立即转移的特点而形成的对生产经营者具有指导意义的远期价格，而规避风险则是指农业经营者进行一笔反向的期货交易，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因原料等价格波动带来的损失。

我国20世纪末开始成立期货交易所，其中大连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品种以大豆和玉米为主，但对于定价机制的影响十分微弱。中国期货市场的问题之一在于规模太小。目前中国粮食期货交易市场上上市交易的品种只有6种，其中主要是大豆和小麦，大豆占交易额的70%，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粮食品种是在期货市场之外，这样的粮食期货市场也就无法反映整体的市场状况。并且，规模较小的期货市场和交易品种的匮乏使得无法进行套期保值交易，也无法规避风险。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有27种农产品期货合约和23个期权合约[8]，期货交易对整个美国的农业都有重要的影响，跟美国农场主的利益也息息相关。例如，农场主可以通过网络信息系统，在了解农产品的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后，可以自行决定种什么以及种多少，以避免未来农产品的滞销，有效减少了盲目经营的风险。[9]

而中国的期货交易对农业的影响微乎其微，跟农民的关系也不大。与之相联系的是，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还不够成形。在农产品市场上，价格变化是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个体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市场价格波动风险不断加大，国际市场商品价格和利率、汇率等金融风险直接输入国内，深刻影响国内市场。在国内期货交易市场无法发挥价格形成机制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必然受国际价格的影响，且只能被动接受，无法发挥主动作用。并且我国与期货市场发展相关的信息体系、价格体系和市场组织化程度都比较滞后。这些综合因素使得中国的粮食企业主要以芝加哥期货市场的价格为权威的参考依据，而非大连期货市场的价格。这种过于依赖外来“话语霸权”导致的结果是2004年中国的“大豆危机”。2003年，美国农业部将大豆的库存数据调到历年来的最低点，作为市场的回应，芝加哥期货交易市场的大豆价格应声上涨。中国榨油企业在恐慌心理的支配下，不断加大采购的力度和规模，并以高价囤积。但从2004年4月开始，国际大豆市场风云突变，大豆价格快速回落，CBOT的7月大豆合约收盘价暴跌至590美分／蒲式耳。中国的大豆行业全面亏损，损失惨重。

对此，美方采取的措施包括：美资企业对中国进口商进行索赔，并且纷纷抢滩登陆，对申请破产的中国大豆加工企业进行兼并、收购，进而主导中国食用油市场的话语权。国内媒体把这次我国大豆全行业性的大规模亏损称为“大豆危机”，这一事件成为中国大豆产业的转折点，引起了国内各界对于大豆国际定价权问题的广泛关注。从此之后，中国的大豆产业一蹶不振，大豆进口量和进口的依存度逐年攀升。2015年，中国大豆的进口量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比重已经超过65%，对外依存度超过了85%，[10]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击败了国产的传统大豆，主宰了中国的大豆市场。(www.daowen.com)

表8－1　中国大豆进出口情况表（单位：万吨）

注：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搜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