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粮食的结构性短缺日益凸显，玉米由净出口变为净进口，大豆的进口依存度越来越高。因此必须要保证粮食进口渠道的安全、畅通和稳定，而到非洲屯田种粮就是一个现实选项。如果中国能够利用非洲的土地种粮产粮，补给国内的消费缺口减少从他国直接进口粮食，那么中国的粮食安全也能就此上一个台阶。

当然，要实现上述愿景还必须解决以下阻碍：其一，中国目前已经在非洲进行了类似的投资，但是受制于西方舆论压力，西方大国对我国诸如“新殖民主义”的指责，迫使中国难以有效地将国外生产的粮食运回国内，大部分粮食还是卖给了当地消费市场；其二，中国该如何避免“新圈地运动”中已经出现过的诸多技术性难题，比如涉及各国不同的土地所有制时，怎样在土地转让或租赁合同中明确要约人与受要约人的权责，使法律既能保护到投资方的合法权益，也不至于同当地的部落社会文化产生尖锐冲突，让合同条款能落到实处；其三，中国在非洲国家的土地上种粮能给东道国带来什么不同的东西，是红利还是与其他投资者一样的威胁。这个问题涉及中国在与其他土地竞争者“竞标”时怎样去彰显自身的比较优势。之前的投资者没能解决的问题，比如对于当地农业发展尤其是对小农利益的威胁，如何能够得到有效避免，如何能够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协同，这些问题将决定中国能否成为非洲国家更加青睐的合作伙伴。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非洲时，提出中国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思想，[32]即中国的发展和中非合作就是需要将“义”和“利”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执其一端。当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开展对非洲的农业投资时，关键就在于把握好“义”与“利”之间的平衡。如果没有正确的义利观作为指引，那么即便“新圈地运动”确实会在“利”的一方面带给中国明显的好处，中国的粮食安全的确会因之而更具保险性、稳定性；然而缺少了“义”的考量，这种方案的可操作性将会大大降低，实现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我们唯有将搞好中国与东道国的关系、维护好中非之间的传统友谊、保障非洲当地人民的利益作为实现“利”的前提，解决好这类“义”的问题后，中国才会考虑“取利”的问题。也唯有这样，中国才能将自身的行为与那些指责我们的西方国家明显区别开来。基于此，我们的投资应更多体现人道主义的色彩。[33]即大部分土地生产粮食作物，来增加非洲的粮食供应，优先满足当地人的需要，另一部分生产我们急需的农产品，如大豆等油料作物，来纾解国内大量依赖进口的窘境。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中国海外投资的正义性，进而实现与非洲国家的互利共赢。

那么具体而言，在讲究“义”的前提下，如何维护中国企业的“利”呢？首先，面对非洲国家经常出现的战乱、恐怖主义等风险，中国政府应及时发布信息，帮助中国企业进行风险评估和预测，确定风险指数，选择合适的投资对象国。一旦出现各种不确定的风险，我们应该及时启动应急机制，规避风险。其次，中国企业当前过多注重粮食种植和粮食生产，利润空间不大。在未来，应该在非洲开展粮食深加工项目，延长产业链条，增加粮食的高附加值，从而增加企业利润。再次，在投资粮食作物的同时，增加对经济作物的投资，比如棉花、甘蔗等，实现农业投资模式的多元化。最后，促进中非之间的技术交流和农业技术人员培训，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强市场竞争力。

进一步来讲，近年来适逢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如火如荼地推进，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将目光转向海外，寻求新的投资方向和利益增长点。而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中国耕地的数量和质量都在不断下降。同时劳动力、生产资料等成本快速增长，国内外价格倒挂，价差越来越大。尽管国内粮食产量能够满足消费需求，但我国的需求结构正在优化，由温饱型向改善型消费转变。[34]这带来的结果是中国粮食消费需求结构性缺口逐年扩大，进口额屡创新高，而国际市场粮价的波动性却在增加。这些压力的存在促使中国不断寻找更为多样化的粮食进口渠道，形成了向海外投资粮食产业的新需求。从中国的粮食安全角度来看，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增加粮食产量的同时又能尽量降低粮食的对外依存度。与那些耕地自然资源丰富但无力开发和缺少粮食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建立长期稳定的粮食经贸合作关系，合作开发粮食资源，努力发展互利互惠的粮食加工和贸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

粮食安全问题是非洲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因此中国的对非农业合作战略首先应是解决非洲粮食安全。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我们可以以科技援助、投资、贸易的“三位一体”方式来协助非洲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很多非洲国家，如尼日利亚，受之前经济结构发展问题的影响，国内农业生产系统受到破坏，粮食长期依赖进口，但又缺乏改善基础设施、提高粮食产量的投资，造成恶性循环。中国商务部在非洲援建了25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尽管对提高东道国农业生产水平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缺少有效的农业部门合作、科技援助与商业化生产平行，以及示范中心内部合作机制不完善、引入合作企业实力弱等问题，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难以实现可持续的科技带动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利用现有的“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创新政府间政策项目合作的思路，改变现有科技示范中心运行机制，由农业主管部门作为对非科技合作主管部门，调动不同的农业科技资源，并将农业龙头企业纳入科技示范推广合作中。在政府、科研机构、企业联合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传授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同时，通过引入产业链中种子、肥料、农机、基建、物流加工等环节具有经济实力的企业，以科技带动生产、投资促进科技合作可持续，最终实现非洲地区粮食生产水平的提高，减少对进口的依赖。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中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生产性和经营性风险一直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尤其是非洲大多数国家政府现代化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较低，政治的不稳定性波及政策的方向和可持续性，此外非洲大多数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也不够健全。所以一旦发生矛盾，中资企业的损失可能巨大。因此中资企业在非洲进行农业投资时，应避免直接的土地交易，重点进行产前和产后环节投资合作。土地是一项敏感的战略资源，关乎当地民众的生计，当前一些非洲国家开始收紧土地政策，限制外国人在当地的土地交易。如坦桑尼亚最近公布的《农村土地购买禁令》，禁止土地长期租赁给个人或机构，起因是大部分农村土地都成为国内外投资者的投资目标。[35]同期，纳米比亚政府也签署了类似的法案。[36]同时，农业投资是一项风险极高的经济行为，其前期投入大，投资周期长、收效慢、回报率低。尤其是在非洲开展种植业投资，不仅受到自然资源和气候影响，在基础设施的修建、水利灌溉工程的挖掘等方面，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资金、时间等成本，一旦产业链的某一环节出现断裂，很容易导致前期的投入功亏一篑，因此我们应该转变思路，将投资转向具有较高价值增值和较少市场风险的种子、农资、物流加工等环节。中国公司首先应做出综合全面的评估，包括投资国政局稳定、风险收益、法律诉讼、环境影响等方面，寻找合适的投资对象国，进而通过实地调研品种适应性、气候和环境风险、市场风险、成本和收益、目标国产业（种子、肥料、产品销售）等政策，确定投资可行性。在此方面，中资公司的一些案例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教训。湖北襄阳的万宝粮油公司在莫桑比克的投资失败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该公司作为民营企业的代表响应国家农业“走出去”的号召，赴海外种地，在莫桑比克打造出规模庞大的水稻种植项目，该企业一度被国内媒体热捧为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的成功案例并大力宣传，但由于收获季遭遇暴雨灾害、投资规模扩张过快，致使该公司面临巨额的外债压力和融资困难的窘境，以及外部经营环境的束缚和与当地的产权纠纷，导致其在莫桑比克的项目逐渐陷入停滞。

因此，综合韩国、沙特的教训，以及中国企业前期失败的案例和“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的警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对非的粮食投资应该因地制宜，避免直接的土地交易，应建立包括国外资金、非洲当地企业在内的多边合作模式，以国际化的运营理念、角色和战略，面向政局稳定的非洲国家开始，由农业初级农产品投资转向真正的农业价值投资。通过订单农业和参股并购的海外投资模式从粮食种植环节转向粮食贸易环节，是避免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海外屯田论”“新殖民主义论”的指责，并击破西方离间中非关系的企图，同时减少非洲国家对中国和中国所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担忧。二是避开敏感的土地议题，牢牢掌握主动权，调动当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构建粮食贸易体系的基础上，建设粮食物流和加工产业园区，开展粮食深加工合作，服务于粮食贸易，提升粮食储备与流通能力，强化农业灾害应对能力，促进所在国粮食产业的发展。在政府层面，首先需要加强顶层设计、资源统筹和部门协调，统筹所有农业科技合作资源，建立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三位一体的科技合作模式，为投资和贸易合作提供支撑。其次通过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担保基金，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支持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最后借助既有“一带一路”平台，引入国际融资渠道，为企业提供融资合作平台，引入国际合作伙伴，实现互利共赢，降低投资风险。

[1]Adam Sieminski，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2013，Washington：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3，p．2．

[2]Kerstin Nolte，International Land Deals for Agriculture，Fresh Insights From the Land Matrix：Analytical Report II，2016，p．11．

[3]Land Matrix，http：／／landmatrix．org／en／get－the－idea／agricultural－drivers／．

[4]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and Climate Change，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0，Washington，D．C．：World Bank，2010，p．134．

[5]Land Matrix，http：／／landmatrix．org／en／get－the－idea／web－transnational－deals／．

[6]Peter V．Schaeffer，Economic Methods for Analyzing Economic Development，Hershey，Pennsylvania：IGIGlobal，July 2013，pp．111－130．

[7]Land Matrix，http：／／landmatrix．org／en／get－the－idea／web－transnational－deals／．

[8]Prosper B．Matondi，Biofuel，Land Grabbing and Food Security in Africa，London：Zed Books，2011，p．27．

[9]Prosper B．Matondi，Biofuel，Land Grabbing and Food Security in Africa，London：Zed Books，2011，p．28．

[10]Land Matrix，http：／／landmatrix．org／en／get－the－idea／dynamics－overview／．

[11]Land Matrix，http：／／landmatrix．org／en／get－the－idea／web－transnational－deals／．

[12]Land Matrix，http：／／landmatrix．org／en／get－the－detail／by－target－country／？starts＿with＝D．

[13]Alice BintiMutambala，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An Examination of Land Grabbing in the DRC，http：∥mailhz．qiye．163．com／js6／read／readdata．jsp？sid＝f0eAs768o6d4n7u3qtWntoIUxV4mWZ zZ＆mid＝AIUAXgA0ANbSshg－qCr9UaqW＆part＝5＆mode＝inline＆l＝read＆action＝open＿attach．

[14]Christopher Emenyonu，Analysis of Land Grabbing and Implications for Sustainable Livelihood：A Case Study of Local Government Areas in Nigeria，Journal of Economicsand SustainableDevelopment，Vol．8，No．8，2017，p．149．

[15]Prosper B．Matondi，Biofuel，Land Grabbing and Food Security in Africa，London：Zed Books，2011，p．27．(www.daowen.com)

[16]G．Fischer，Global Agro－Ecological Assessment For Agri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Methodology and Results，Journal of Henan Vocation－technical Teachers College，Vol．11，No．8，2002，pp．371－374．

[17]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and Climate Change，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0，Washington，D．C．：World Bank，2010，p．363．

[18]Prosper B．Matondi，Biofuel，Land Grabbing and Food Security in Africa，London：Zed Books，2011，p．69．

[19]Robin Palmer，Land Grabbing in Africa，Independent Catholic News，19 April，2013．

[20]黄贤金：《非洲土地制度与粮食生产安全》，http：∥www．fmprc．gov．cn／zflt／chn／xsjl／xzhd＿1／1／t1031513．htm。

[21]孔令龙：《非洲土地正成为外国资本的猎物》，中国网，2010年3月21日，http：∥news．china．com．cn／rollnews／2010－03／21／content＿1163323．htm。

[22]《新圈地运动》，《南方都市报》网站，2009年8月9日，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09－08／09／content＿865350．htm。

[23]Prosper B．Matondi，Biofuel，Land Grabbing and Food Security in Africa，London：Zed Books，2011，p．72．

[24]吴次芳：《全球土地2013：热点与前沿》，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4页。

[25]Kerstin Nolte，International Land Deals for Agriculture，Fresh Insights From the Land Matrix：Analytical Report II，2016，p．19．

[26]吴次芳：《全球土地2013：热点与前沿》，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4页。

[27]［法］皮埃尔·雅克：《农业变革的契机：发展、环境与食品》，潘革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7页。

[28]［墨西哥］阿图洛·瓦尔曼：《玉米与资本主义——一个实现了全球霸权的植物杂种的故事》，谷晓静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5页。

[29]S．Daniel，A Mittal，the Great Land Grab：Rush for World’s Farmland Threatens Food Security for the Poor，Berkeley：Oakland Institute，2009．

[30]Kerstin Nolte，International Land Deals for Agriculture，Fresh Insights From the Land Matrix：Analytical Report II，2016，p．49．

[31]黄贤金：《非洲土地资源与粮食安全》，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6页。

[32]《习近平的外交义利观》，北方网，2016年6月19日，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6／06／19／031025586．shtml。

[33]李睿璞、卢新海：《中国发展海外耕地投资的机遇与风险》，《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34]白美清：《粮食安全：国计民生的永恒主题》，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页。

[35]Sylivester Domasa，Tanzania：Village Land Purchases Banned，August 29，2016，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608290076．html．

[36]Namibia Tables Bill to Ban Foreign Ownership of Land Report，November 16，2016，http：／／www．farm．landgrab．org／post／view／26711－namibia－tables－bill－to－ban－foreign－ownership－of－land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