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跨国土地交易和开发项目，国外投资者和非洲国家政府共同为非洲民众描绘了一个积极的前景，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外资的刺激下，非洲国家的经济会获得增长的动力，投资项目的建设能够给当地带来大量就业机会，大规模现代农业种植的发展也会带来农业技术的进步。然而这些美好的前景预期未必能够如愿实现。

事实上，这些外国投资者开发的粮食和生物能源项目对于非洲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并没有预期中的明显。非洲国家70%的人口以从事传统种植业为生，仅仅有很少一部分当地居民可以在国外投资建设的项目中充当短期劳动力，这种雇佣关系一般只发生在项目建设初期，后续生产环节更多需要的是掌握现代化生产技能的专业劳动力，而只有传统种植业生产经验的非洲农民很明显并不能胜任这些岗位。

外国直接投资对非洲经济的发展也并非只有正面作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观点，国外直接投资所刺激的非良性增长大体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冷漠型增长，导致社会不公的加深，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在这种增长模式下只有少数极富的个体能够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而大部分民众则陷入贫困；第二种是沉默型增长，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伴随着人权保障的落后、民众政治参与的缺失，造成经济体民主进程的倒退；第三种是无根型增长，经济增长伴随着本民族文化的衰退，在经济全球化中失去本国社会的文化特性；第四种是非持续型增长，在当前的经济增长过程中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破坏，使得经济增长在未来难以为继。[23]这四种非良性增长类型在非洲圈地运动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并且许多外来投资者所做出的修建基础设施、学校和道路等承诺仅仅流于形式，所做出的实质性努力并不多。

更重要的是，在非洲“新圈地运动”中，农民成为弱势群体，利益受损。大量被非洲国家用于交易的土地并非闲置荒地，而是原来就有农民耕种的土地。这些土地被政府出售或者出租给国外投资者，原本依靠这片土地为生的农民就失去了生计。由于非洲土地制度的不完善，土地权益归属并不明确，具有正式土地产权的土地仅占土地总面积的2%—10%，西非地区只有2%—3%的土地权利是成文的，还仅限于主要城市的郊区。[24]失去土地使用权的农民难以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土地交易中，农民也没有制度渠道能够参与决策过程或者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失去土地的农民已经无法重复自给自足的生存模式，粮食的获取只能通过向市场购买。为了买粮糊口，他们被迫加入就业市场，然而专业技能的缺乏使他们只能充当最廉价的劳动力赚取微薄的薪水，甚至难以从新的生产部门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在一些案例中，走投无路的农民联合起来向政府进行抗议，反对政府出卖自身利益向国外投资者出让土地，政府选择采取强制措施压制民众的抗议运动。然而大规模的圈地导致大量农民的生产资料被剥夺，生计无以维持，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必然对非洲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稳定构成隐忧，压制抗议行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同时，“新圈地运动”也对非洲的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国外投资者到非洲圈地主要是发展大规模的粮食和生物能源作物种植，如果是在未开发的土地上进行，则需要砍伐原有的森林植被，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也减少了地上和地下的碳储量。这种集约化生产的大规模种植业对于土地肥力、水资源的消耗很大。而投资者往往会较多关注短期收益，从而更容易对环境造成影响。并且，由于获得土地的成本非常低，土地交易合同上也没有强制性的环境保护标准和条款，国外投资者基本上不需要考虑环境保护的问题，而非洲国家则需要自己承受土地质量下降、可持续发展受影响的代价。

总而言之，发生在非洲的新一轮“圈地运动”基本上反映了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和最不发达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关系和地位。在非洲土地的跨国交易和开发中，相比于非洲国家，投资国占据了更为主动的地位。非洲国家在吸纳外资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产生和暴露了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很多问题，土地管理的不善和土地交易配套措施的不到位可能为非洲国家的发展埋下更多隐患。因此外来投资虽然为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资金和技术，但其消极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其一是无助于非洲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这些外来投资以购买或长期租赁发展中国家大面积可耕地的形式出现，出资者可能是私人经营者或跨国公司，也可能是一些相对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政府。他们想通过在其他地区发展农业生产能力的方式，来实现长期确保本国民众粮食安全的目标。由于他们的目标是发展一些非劳动密集型的大型种植园，所生产的作物主要用于出口，对于当地经济的贡献不大，而且他们所使用的都是非洲本地最富饶和位置最优越的土地，因此这些投资可以被视为是不利于当地粮食安全的。[25]一些粮食专家认为，非洲国家的土地政策实质上是当地政府以最缺乏粮食安全的公民为代价外包食物。这导致非洲国家出现自相矛盾的结果：非洲国家是圈地目标国，当地政府意识到单靠国内力量无法完成减贫的使命，因此大力吸引外国投资，但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向非洲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粮食救济。例如，在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政府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发展经济，为此积极鼓励开展土地交易和土地投资，但国际社会近几年向埃塞俄比亚460万受饥饿和营养不良威胁的人群提供了23万吨粮食援助。[26]该国国内的大量民众处于饥饿状态或饥饿的边缘。(www.daowen.com)

与之相联系的是，土地交易一般在投资商与本国政府之间达成，很少考虑当地民众的利益，所以圈地运动往往会损害当地农民的利益，使大量小农边缘化，加剧了非洲国家内部不稳定因素的增长。

对于最不发达国家而言，资金的缺乏意味着他们对于外来投资的到来有着高度的依赖，他们需要这些资金来兴建存储设施或通信领域的基础设施，或用于向农民提供一些私人物品，如化肥、高产种子或农药等。这会使这些国家面临两难境地：放弃这些投资，就等于失去了向农业部门投入资金、重振这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行业的机会；而如果欢迎这些投资，则意味着将会面临那些最迫切的需求——如向那些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小农户或那些只有小块土地的农户提供帮助——无法得到满足的风险。因此随着圈地运动的开展，非洲国家内部形成了相互冲突的两极：一方是小规模的家庭农场。他们分布在国家已经完成整治的灌溉用地上，拥有需要年审的土地分配合同或签订没有法律效力的经营许可证——这些生产成本会影响他们的开发或投资能力。另一方是新投资者。他们通过与国家签订合同或得到批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租赁合约，从而拥有土地和水资源。他们必须承诺建设沟渠灌溉系统并支付灌溉维护费用。这样一种运作方式决定了未来的潜在投资者必须有能力一次性投入土地整治所需的资金，因此那些被认定为穷人或“受援方”的家庭农场将注定被排除在外，不可能获得潜在“私人投资者”的地位。[27]

土地是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的关键资源，在大部分非洲国家处在社会、政治及经济的核心位置。尽管土地曾经被视为非洲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但是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人口增长及市场的发展使非洲的土地资源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殖民前的非洲，社会群体的成员往往享有土地的使用和界定权。社会群体拥有土地所有权，个人不能享有这种权力。在这种普遍的土地制度下，还存在着繁多的不同类型。[28]而欧洲殖民者统治非洲后，殖民政府对此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化繁为简，将土地划为集体所有。殖民官员认为群体是土地的唯一所有者。他们按照西方式的思维推断，每块土地都有边界。这种根深蒂固的土地界划观念打破了非洲传统土地权利的模式，同时，殖民时期引入的土地产权制度及管理系统与非洲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土地管理系统相互冲突，造成非洲诸多国家出现双重土地管理系统，城市及郊区范围内土地产权的不稳定。这种产权的模糊损害了小农的利益，加剧了非洲国家政局的动荡。如韩国大宇物流公司与马达加斯加政府签署的合同约定130万公顷土地租赁用于种植玉米和棕榈油，租期99年，但这项大额的土地交易合同损害了当地民众的利益，人民的抗争、集会和示威游行引起马达加斯加内部的政府更迭，该协议最终破产。[29]

其二是非洲国家的政府更看重经济收益，忽视环境问题，所签署的租地协议很少涉及环境保护标准，面对廉价的土地，外资考虑的是短期收益，而非可持续发展。因此为提高产量，追求更高的回报率，外资企业采取工业化农业生产的模式，施用大量的化肥农药，过度开采水资源，砍伐森林，而当地民众不得不承受土质下降、生物多样性灭绝、湿地退化和消失等一系列消极的后果。[30]

例如，基于自然条件的优越和上帝的眷顾，西非的塞内加尔河谷一直是当地的米袋子，也是外国投资者的首选目标。为解决该国的资金不足和落后的基础设施问题，吸引外资，塞内加尔与沙特签署协议，将河谷的灌溉用地租借给沙特，塞政府虽获得丰厚的资金和贷款，但大规模的圈地和种植开发使得河谷上游的水资源被大量利用，进而减少了下游的水源供应，之前在旱季很少发生的水资源短缺现象开始频频出现，这反而降低了当地水稻的产量。因此，外来的圈地运动改变了当地的生态系统。

就非洲国家本身而言，非洲土地经营方式落后，烧荒造田，刀耕火种，土地退化呈加速之势，荒漠化日益严重。[31]毁林开荒种地是造成森林减少的重要原因，热带草原地区土地退化和荒漠化日趋严重。生存型的锄耕农业和刀耕火种式的休闲轮作制，是一种掠夺式的传统耕作方式。撂荒地在热带高温多雨气候条件下，有机质流失大，如果不施肥，地力会迅速下降。同时，一夫多妻制、人口增长压力大导致无节制地开荒种地以养家糊口，使耕种边界线扩展到土地承载能力的极限，并向脆弱的生态带扩张，而外来的土地租赁活动无疑进一步加剧了非洲当地的生态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