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明确责任人定位，协同治理废水污染

废水主要包括工业废水、农业废水、生活废水三大类。不同的废水分类有着不同的责任人，工业废水的责任人主要是从事工业生产的企业，农业废水的责任人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体，生活废水的责任人主要是当地的居民。随着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要从源头解决废水问题就要明确各类责任人的定位，协同治理废水污染。除了废水的来源者以外，政府作为国家的职能部门也对废水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废水污染治理中，我们把主要的责任人分为三大类，包括政府、企业、公众。“政府”作为废水污染治理的监管者，需要制定相关的废水治理法规制度、行业标准和废水治理政策，并且设置相应的废水治理机构，对废水的治理执行监管的职能。“企业或行业”既是受政府监管的被监管者，又是自我约束管理的主体，作为被监管者，企业应该严格遵照国家或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和各项标准来处理生产中所产生的污水；作为自我约束的主体，企业应该在生产中采用环保的生产原料，采用更为环保的生产工艺和更加有效地污水处理方式，在整个生产的过程中严格把控污水的产生。“公众”对政府的废水治理行为和企业的废水处理情况起了监督作用，同时也要对自我有一定的约束管理作用，在生活中用环保性强的生活用品替代那些对环境污染较大的产品。通过政府、企业、公众三者在污水治理上的共同努力，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效益的提高。

5.2　加强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树立森林保护观念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云南省开启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要求区域内全面停止天然林的商品性采伐，国有森工企业实现了由砍树人向种树人、管树人的根本性转变。这一有效措施的实施，保证了云南省森林面积的持续扩大。为了持续增加森林覆盖面积，除了采用封山育林和限额采伐的措施外，还要大力人工造林。人工造林是短时间解决森林面积减少的快速方法，也是快速增加森林面积的方法。人工造林能够根据地域不同栽种适宜该区域生长的植被，有利于被破坏地区植被的恢复。人工造林地区由政府划出，在其中禁止或者限制开荒、砍柴和放牧等活动。与此同时，搞好森林保护的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森林保护意识和科学文化素质，依靠全民共同参与，推动云南森林保护事业的发展。森林的保护，除了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外，还有赖于更为广泛的公民参与。云南农村人口众多，平均文化程度低，对森林保护的价值理解不深，没有对于良好森林状况的强烈要求，加之一些领导干部没有环境保护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执法不严，为追求所谓的政绩，使环境保护让位于经济发展，致使森林质量下降和生态环境恶化。必须加强环境保护和森林保护的法制教育，使广大农民知法、懂法、守法。同时也要加强环境保护及森林保护的科普教育，将环境保护意识纳入素质教育中来，切实树立环境保护百年大计的观念。

5.3　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加快经济绿色转型

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壮大绿色经济新动能，加快经济绿色转型。一是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以“中国制造2025”为抓手，推动集成电路、第五代移动通信、飞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实施重大短板装备专项工程，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继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提升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品牌，补齐工业基础短板。加快发展技术市场，加大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降低企业税率，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和综合交易成本，释放微观主体发展活力。二是积极培育新兴产业集群。实施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在交通、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清洁能源、绿色建筑、节能环保服务等大环保产业，降低化石能源的使用比例，提高能源利用率。加大网络提速降费力度，实现高速宽带城乡全覆盖，扩大公共场所免费上网范围，大幅降低通信成本，明显降低家庭宽带、企业宽带和专线使用费，取消流量“漫游”费。三是大力发展服务经济。重点聚焦生产性服务业，重点扶持研发设计、技术推广、检验检测、信息化应用、技术人员培训等服务型产业发展。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鼓励企业将非核心技术外包，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旅游、教育、健康”等新的服务业态，促进传统服务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扩大服务产品的中高端供给。扩大服务领域开放度，放宽民间资本市场准入领域，研究探索基本公共服务的PPP模式，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化。研究延长国家法定带薪假，实行无薪假、年假、弹性休假等多样化休假制度，刺激服务消费需求。

5.4　创新绿色发展体制机制，营造绿色发展的政策环境(www.daowen.com)

绿色发展离开体制机制保障就会沦为“一纸空文”，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必须加快构建绿色发展的政策制度框架，创新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一是加快构建环境治理体系。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强化排污者责任，建立企业环境信用记录和违法排污黑名单制度。二是建立环境监控长效机制。开展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统一行使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法等职责，减少多头管理带来的政策执法难度，通过环境管控有效引导企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生产。三是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强化绿色技术的使用和推广，将绿色设计、绿色工艺、绿色生产、绿色管理贯穿于产品全生命周期，努力做到环境影响最小、资源能源利用率最高，同步提高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培育支撑绿色产业发展的服务体系，搭建绿色产业信息服务平台，为绿色产业量身打造绿色金融扶持政策。

5.5　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生态系统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要用系统化的思维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是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基本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到2020年底前，全面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勘界定标，确定生态保护红线边界。严守生态红线，要将生态保护红线纳入空间规划，发挥生态红线对于空间开发的底线作用。二是大力开展生态修复，建立生态安全屏障。进一步推进云贵高原地区关系国家生态安全核心地区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实行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和退牧还草，耕地轮作休耕试点面积增加，严控填海造地。扩大森林保护和恢复范围，重点加强对长江上游等自然湿地的保护，对功能降低、生物多样性减少的湿地进行综合治理。三是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开展生态环境要素的系统化治理。生态系统是一个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整体，要用系统化思维推进环境保护工作，对生态要素的开发和保护等重大问题进行统筹规划和一体化系统治理，增强主体功能区及国土、环保、城乡建设和发展规划的协同性，更加注重治理的系统性。四是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完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补偿机制，统筹各类补偿资金，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推动生态保护地区和受益地区、流域上下游通过资金补偿、产业转移和园区共建，建立横向补偿机制，推动跨地区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

5.6　推动建立绿色发展的全球治理机制，协调全球行动

在国家实施绿色转型初期，建议推动建立绿色发展的全球治理机制，确保促进全球协调行动，加快全球产业链的绿色转型升级。一是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落实减排承诺。主动落实《巴黎协定》的要求，加强行动力度，力争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尽早达峰，之后快速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主动落实减排责任，加快绿色转型，为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贡献出中国力量。二是将绿色标准引入现行的国际贸易和国际交流规则。以“一带一路”、G20峰会、南南合作、金砖国家会议等国际合作机制为载体，将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和标准融入国家贸易和国际交往中，在海外投资中实行更加严格的绿色标准，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快绿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