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7.7　南北国家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1820～2030）　单位：%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第30页．

表7.7揭示出自中国近代以来，经济总量在全球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历经1820～2030年的奋斗历程，中华民族在经济总量上恢复到约占世界经济总量1/3的水平。而这一水平，已经不再是农业立国的封建文明体现，而是科技强国的现代文明体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艰巨而庞大的国家工程，仅仅依靠市场权力的聚合，而排斥国家权力的作用，是不可能完成这一使命的。

1.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克里斯·弗里曼和弗朗西斯科·卢桑通过对人类社会所经历的棉花、铁和水利时代；铁路、蒸汽力和机械化时代；钢铁、重工业和电气化时代；大萧条与石油、汽车、动力化及大规模生产时代；信息通讯技术（ICT）时代共五次康德拉基耶夫长波的分析，证明经济增长具有清晰可辨的模式，它取决于技术创新、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制度框架和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从而证明了阿德尔曼生产函数的正确性^[72]。这些研究成果，无疑对经济增长价值变量的客观存在，提供了有益的佐证。

对处于“二元结构”的中国社会而言，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中，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界定为建立国家、社会、学校的新型关系，是十分正确的权力均衡选择。因为只有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大学对于社会的智力贡献，社会对于大学的学术取向，特别是国家对于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的政策引导，才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这种结合将超越单一年龄结构或单一技术结构的所谓“劳动力替代比”分析框架。在这一方面，阿德尔曼在20世纪70年代对以色列、韩国、新加坡和日本成功经验的分析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增长战略的角度，始终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先增长，再进行分配和教育，以进一步促进增长；另一种，忍受政治不稳定、社会的紧张和动荡，先进行分配和教育，再进行新一轮的人力资源密集型的新型工业化，以促进经济增长。而具体的操作时点，看是否能够连续性保持GDP5.5%以上的增长，如果不能达到，则应该选择后一种战略^[73]。

表7.8反映了1990～2030年时间跨度内，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来源的影响，将由第一位的3.5%转为第二位的3.0%，而劳动投入将由0.1%升至0.9%，与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共同构成3.6%的比重。而通过表7.9可以看出，中国自1990年，即以20%的人力资源比重占据世界总量的第一位。这一位置将以逐年递增的形式持续延伸之2030年。考虑到国际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阿德尔曼所提出的政策调整时点理应有所提高，而这一理论为教育的规模化扩张提供了方法论意义的可能。因为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势必面临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的客观事实，基于中国独有的优势，其确保GDP5.5%以上的增长递进绝无问题。但在目前全球经济萎缩，出口导向型增长乏力、内需持续不足，而社会形势严峻复杂的情况下，恰好应该借此良机，以教育水平的提高带动劳动禀赋的提升。

表7.8　全球经济增长及其来源（1990～2030）　单位：%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第27页．

表7.9　中国、美国和欧盟总人力资源占世界总量的比重（1950～2030）单位：%

(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第87页．

总的来说，以教育发展为标志，国家权力在优化劳动禀赋方面的作用，是以“公共品”的方式来发挥的。它实质上构成市场经济竞争结构中另一意义的外部性，这一外部性不是竞争结构的负效应，而是竞争结构创新的必要动力。中小企业在此方面，具有灵活、快速的独特优势，应当借此机会，不断加强校企合作，积极拓展高校的学术半径，为新一轮科技创新型经济增长奠定人才基础。

2.增加城乡居民现实收入和预期收入。当“蛋糕做大”与“分好蛋糕”出现焦灼性争议之时，也就是改革分配制度之日。自2000年以来，中国职工工资占GDP比重始终徘徊于10%左右，与之对应，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中国则不到10%^[74]。如果说“先富起来”是中国市场权力确立的基础，那么“共同富裕”已经是国家权力存在的必然要求。为此，应当做好两个方面的改进：

首先，按照GDP增长幅度确定最低工资增长幅度，并以立法形式对此予以确定，保证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改革所带来的福利增进。在这一方面，应当将国内税收制度与增加收入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现有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的基础上，针对不同企业的规模和类型，探索通过税制改革激发企业活力的新模式；在现有个人收入调节税制的基础上，以累进幅度而不是以收入基数增加税收。在不断增加中低阶层实际收入的同时，对高收入人群课以重税。这一双管齐下的税收改革，必将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但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的实践教训告诉我们，税收与投资之间并不具有绝对的对应关系，再优惠的税收制度也不能改变资本的逐利本能。而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也不具有绝对的对应关系，维持中国当前经济增长的最大可能，是人民群众自信地消费，而这一意义的消费，不是奢侈品和黄金的囤积，也不是产能过剩之后幡然醒悟的“家电下乡”，而是普罗大众在足以抵御CPI指数的基本生存消费的同时，对社会主义物质文化产品更高需求的满足。这就要求在减轻企业和个人实际税负以增加中低阶层劳动者收入的同时，以技术创新为基础，形成升级换代的制度激励，进而为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和优化产业结构奠定基础。

表7.10　社会保障占财政收入比重（%）　　单位：%

资料来源：万资姿．人的全面发展：从理论到指标体系．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270页．

其次，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转变国家权力只重投资，不重福利投入的偏斜倾向。通过表7.10可以看出，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收入比重表中中国与发动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相当的差距。而表7.11揭示出，直到2015年，我国在城镇基本养老保险领域的覆盖面，仅能达到3.57亿人。农村参保人员仅能达到1.3亿人。政府将投资应用于社会保障方面仍有巨大的上升空间。应当认识到，市场权力引领的经济增长是只重过程，不计后果的增长，而国家权力主导的经济增长，是兼顾当下经济权力与未来经济权力的增长，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撑作用，是不可能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体系的。需知完备的社保体系和福利体系本身，就是对国民未来预期支出的合理补充，它在客观上有利于居民消费信心的提升，其实质上是增加收入的另一种形式。同时，我们应当充分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包容性增长对于普通城乡居民而言，就是生活质量的保证与提高，如果不能在个人的切身感受方面达到基本的满意，任何包容性增长的奢谈，无非是“官”、“富”诅咒的新话柄。

表7.11　各类社会保障项目覆盖人口数（2010～2030）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