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呈现典型的“二元结构”形态。所谓“二元结构”，原系阿瑟·刘易斯等经济学家提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与农村的经济结构，客观上呈现出社会生产方式两部门差异的理论。其中，劳动要素将伴随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呈现由农村向城市无限供给的流动趋势。但自该理论提出伊始，就被不断修正或改进，其焦点在于，尽管这一理论考虑到农村的劳动剩余对城市的潜在需求具有无限量供给性，但是它并没有看到这种剩余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当劳动供给达到城市工业化水平的均衡点，“刘易斯拐点”随即出现，而“人口红利”随即递减甚至消失。由此观之，“二元结构”具有悖论性质，即两部门的客观存在既为现代化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基础，又将导致现代化进程的阻滞。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二元结构”，不仅体现于城乡差别，还体现于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陆、发达与欠发达等不同视域市场模式的部类差异。而要解决中国的“二元结构”问题，须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1.就工业化、信息化发展战略而言，在国有企业为标志的大企业与大量民营中小企业之间，形成中国最具典型意义的工业化“二元结构”。这一结构是当今中国市场模式亟待改进的集中缩影，其最大的问题，在于二者发展环境和社会依附程度上的根本性差异。换言之，就是虽然同为经济增长主体的企业，但在市场模式所反映出的经济权力中，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而与之对应的是，国有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产业结构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反差。

首先，应充分认识中小企业对就业的贡献。降低工资还是减少就业似乎成为政府“可恶的取舍”，但许多研究揭示出就业水平与工资水平之间并不具有很强的关联^[64]。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于这一研究的数据来源极大地综合了中小企业的就业与收入情况。如前所述，在技术水平相对恒定，产业结构相对固化的情况下，社会分工是通过中小企业的自由竞争市场模式不断细化、调整的。在这一过程中，劳动禀赋已经从学习阶段进入熟练阶段，恰好适应就业市场需求稳定增长的趋势。据此可以看出，中小企业是国家就业计划的实现主体，这一点通过2000年以后，伴随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以手机生产、无线网络和新媒介产品的快速发展为标志，以音频、视频数字化和动漫产业为龙头，中国广大的数字化产业所创造出的巨大就业需求，即可得到证明。

图7.6　长尾趋势图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早在2004年，基于新经济增长模式的“长尾理论”^[65]就已经揭示出，伴随信息完备和市场细分程度的增加，任何看似低市场收益的产品，都将获得市场份额的无限切分，其总额并不低于甚至超越主导型产品。中小企业的就业趋势，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所需要的劳动禀赋发生了巨大的冲突，以至于出现“民工荒”的状况，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导致“民工荒”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以传统产业的劳动力无限需求为标准的衡量结论。这一结论恰恰说明中国的杠杆化依赖程度已经到达阻滞其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边缘，由此产生的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无不建立在“二八定律”^[66]的思维定势之中。而我们通过中小企业所承担的80%的就业需求，即可清晰地看到，人们对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依附性，不仅表现在其高薪、稳定的就业需求层面，而且表现在政府部门的重视程度之中。究其实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与国有企业的相互依赖，已经成为包容性增长的实现瓶颈，这一瓶颈并不体现于其竞争结构的合理性之中，而是体现在国家经济权力结构之中。如果说国有企业的非竞争性保护，更多出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那么处于自由竞争领域的中小企业，应当享有与国有企业同等的经济权力，因为一旦它们所承担的就业压力转变成为危机隐患，同样将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甚至危及国家政治安全。

其次，以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为突破口，促进信息化背景的科技创新。格里高利·克拉克指出，尽管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1800年后我们所看到的持续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两大变化：更高的人均资本量以及更高的生产效率。物质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独立作用实质上是一种假象。物质资本直接导致了人均收入增长的1/4，而效率进步则是剩下3/4的增长源泉^[67]。而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的本质，就在于其揭示出杠杆化依赖和单纯技术模仿，必将导致发展中国家持续经济增长的动力困境。事实证明，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的根本性带动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这一方面，中小企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美国在与日本的“技术反转”角力中之所以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当然与比尔·盖茨的家族背景具有天然的联系，但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是通过不计其数、此起彼伏、如雨后春笋般的中小企业，才体现出比尔·盖茨的意义和价值。而日本之所以在经济增长持续性方面败于美国，在于其财阀经济体制下，科技创新的动力来源始终处于银行资本控制下的松下、三菱、住友和本田等寥寥几家超大型企业门下，缺乏中小企业及其投资者甘冒风险的创新精神。与此类似，2005年4月，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共同提出，法国和德国政府决定资助一项旨在与雅虎、谷歌竞争的搜索引擎开发计划——“酷罗（Quaero）计划”，“以推出欧洲自己的搜索引擎”。该项目计划5年之内的投资额达到10～20亿欧元，其中获得了法德两国政府2.5亿欧元的资助。至2006年底，两国各自表达了彼此的分歧，以委婉的方式宣布了这一项目计划的寿终正寝。归其原因，在于两国均是以国家扶持和大企业主导“大兵团联合作战”的模式开始其创新之旅，其间巨大的成本负担和风险预期，本可以通过中小企业的细分化合作机制予以分解。但是，欧洲的中小企业更多占据的是奢侈品的品牌效应，而在科技创新领域，它们并不具备引领性优势^[68]。

图7.7为我们揭示出技术进步的周期及其产业化的轨迹。结合前述门什模型可以看出，当今的技术创新周期呈现日益短期化、密集化和产业化趋势。这一趋势，对于国有基础性产业结构是难以适应的。

图7.7　技术的演化：技术轨道

资料来源：【挪】赖纳特（E，S.Reinert）．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卷）．贾根良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184页．

而中小企业在这一方面具有独特的“短平快”优势。以中小企业带动科技创新型产业的发展，应当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桥头堡”，但是，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始终居于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追随者地位。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并不是其自身缺乏创新意识，而是缺乏实际有效的融资手段。须知美国的中小企业之所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得益于其完备的资本市场。除却投机资本属性的炒作因素，这一市场模式客观上为美国的中小企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本基础。与之对应，中国的中小企业所存在的融资难问题，即使引起高层的关注，仍然得不到有效的解决。究其实质，是国有银行对中小企业存在天然的不信任，它们宁愿趋之若鹜地哀求大型企业的重复贷款，也不愿为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助一臂之力，从而导致民间借贷大行其道。而此举一旦渗入逐利本能，即刻转变为金钱“老鼠会”，更进一步加重了中小企业的信誉度损失。据报，央行公告称，自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这在客观上将导致中小企业的贷款负担进一步加剧。为今之计，只有真正做到放权让利，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允许民间资本以银行的身份注资中小企业。同时，设立中小企业投资风险控制基金，鼓励中小企业科技项目通过风险投资机制，而不是投机机制，获得融资途径，保证投资回报。同时，切实降低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保证其基本的盈利空间。(www.daowen.com)

2.就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而言，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城镇化率从1990年的22%上升至2012年的52.57%，预计城镇化率2020年将达到60%左右，2030年将进一步达到66%左右。这意味着从现在到2030年我国将新增城镇人口3亿人^[69]。而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城镇化绝不意味着房地产业无序扩张。对于十三亿人口大国而言，即使将全部耕地归于“新城”别墅和“庄园”豪宅，也不足以容纳有产者全部的“投资”目标，这已经构成对中国发展最为危险的“城镇化陷阱”。中国的“居者有其屋”目标，必须通过限制住房投资属性，回归住房原本属性的方式，才有可能实现。

首先，将财权与事权集中于国家权力。在投资拉动和宏观调控的反向循环中，地方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因为，唯GDP型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基层干部的基本政绩观，无论是基于个人升迁之虞，还是基于改善民生冲动，在既定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的情况下，充分利用一切资源，包括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以换取投资效益，业已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普遍共识。而这一共识，客观上与计划经济时期过于依赖劳动禀赋对生产力发展的反向作用认识不同，因为后者建立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最大化效用基础之上，而前者建立在投资创造市场的思维定势基础之上。这实质上是以国家权力之名，行市场权力之实。其基本理念是，“投资搭台，增长唱戏”，只要保证一定规模的投资，就能够创造出刺激消费、增加出口的物质条件；就能够实现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了，投资将进一步增加，政府可以通过税费收入，获得部门储蓄的增加，从而为政府庞大的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品支出和行政事业性支出的刚性需求提供保证。

图7.8揭示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在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前后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增长率的巨大反差。由此不难理解，各地政府在国家现行财税体制之下，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最大的经济行为主体，尽管地方政府并不具备国家公债的发行权力，也要通过土地出让金和政府融资平台^[70]，换取“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市场权力，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公开倡导“向空间要效益，向土地要效率”^[71]。由此不难理解，与“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相对应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表面上看这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均衡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的增长，已经自觉转变成为市场权力的代理人，而不是国家权力的代言人。为此，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集中管理制度，如同耕地保护一样保护建设用地资源，既然财权已经集于中央财政之手，那么事权必须也由中央集中协调。

图7.8　1978～2007年中央与地方组织财政收入变化

资料来源：【美】帕尔默，冯兴元，毛寿龙．通往和谐发展之路：国民利益政策报告．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年6月版第447页．

其次，厘清“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关系。国家权力在城镇化发展战略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但这一位置，并不源于政府以“运动员”身份直接参与城镇化建设的投资大赛。更不源于政府成为融资平台的抵押。这一点对于耕地资源极为珍贵的中国而言，已经构成了官僚体系盲目追求政绩所导致的最大渎职。须知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只要政府以商人身份与民间资本博弈经济权力，其结果无异于将国家权力与市场权力置于市场契约关系之中。其最大的恶果，就是在客观上形成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甲乙”认定，实质上会形成二者的对峙，当政治经济形势看好，可谓“天地一家亲”，而当政治经济形势出现危机性转向，首先导致的，必将是二者反目成仇，轻则引发社会混乱，重则爆发社会危机。城镇化的本质意义不是促进经济增长，而是改善人民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底特律式的城市破产充分地证明了市场权力的有限理性，而中国一些地区，继不切实际的“经济开发区”建设之后，又以“造城运动”为标志，启动城市的盲目扩张，也证明了杠杆化依赖的程度之深。须知城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应当成为“新圈地运动”的代名词。为此，抑制地方政府以国家权力之名片面追求GDP的增长而忽视GNP的增长，就成为重要的政策导向，关键在于对政府官员的急功近利，始终将投资拉动视为发展经济唯一快捷通道的思维定势，转为恪尽职守，将个人荣辱升迁与中央的决策部署紧密地结合起来的思维定势。当务之急，是施行地方政府一把手“融资项目终身负责制”，避免“难言之隐，一走了之”情况的发生。与之对应，将房屋空置率和产能利用率这两个新建房屋和与之配套的基础型产业效益指标，作为衡量城镇化绩效的科学依据。同时，施行将房屋拆迁上访人员涉及社会治安案件纳入官员业绩考核体系的政策，只要出现与民争利事件，其选拔任用一票否决。

最后，地方政府应当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大公共品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细化社会分工为己任。对城市而言，市场的作用在于将投资，特别是劳动力汇聚于某一特定的地理环境之中，这是自然选择过程的体现，但是，基于市场发展的需要，对于投资结构的公共利益调整，劳动力要素的培养、改进，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投入，则是通过社会选择的过程完成的。市场权力构成城市存在的理由，但城市的规划和发展，却是经国家经济权力与市场权力的有机结合才得以实现的。经济增长的杠杆化效用，只能建立在尊重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并符合社会价值基本评价的生产力现实水平的基础之上。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既不能单纯依赖市场权力，也不能单纯依赖国家权力。政府要以“裁判员”身份对投资行为的投机性做出判定，以控制潜在的投资风险，对合理的投资预期，则应给予保护和支持。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中央政府应当考虑将事权进一步直接下放到村镇一级地方政府，由村镇集体以土地租让的形式，实现有限度的农村建设用地流转。而地方政府不再以土地出让，而是以税金的方式介入土地开发。这样既可有效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又可保证农民的长期收益。同时，设立住房增量“房产税”，对法律规定以外房屋所有者课以重税。

表7.6客观地反映了我国城乡居民在收入方面的差距，这一差距以数量和幅度两个方面体现出来。而自2008年始，城镇居民的收入较之农村居民始终保持三倍以上的差距。这一差距的主要成因，在于产业结构和就业取向的转型。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中国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政府还有另外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必须完成，即前文所述的国民社会能力的提升。因为只有国家权力才能从根本上，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风险控制政策，为城市最本质的生产要素——劳动，提供符合产业需要的技术禀赋和管理架构。

表7.6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变化比较

资料来源：程恩富，简新华主编．中国经济规律研究报告（2012）．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版第316页．

换言之，城镇化道路只有在完成社会分工调整以及产业结构过渡，特别是人员劳动素质跟进之后，才能够对城镇化所驱动的经济增长发挥正效应。而地方政府必须在社会发展领域发挥主导性作用，下大力气提高公益性教育、医疗、科技和文化事业的基础性投入。在城镇化评价指标中，将综合竞争力的硬指标与软指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为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奠定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