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目前国民私人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尚不足40%，远低于1998年58.7%和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61.8%的水平，而其他较大经济体的消费支出大多占GDP的60%^[59]。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一般高达70%～80%左右，英国甚至达到85%以上^[60]。而格林进一步分析指出，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持续至金融危机前的经济增长，更多建立在两个重要的因素之上，金融资产收益和消费持续增长。美国个人消费水平以每年3.8%的速度递增的时候，几近领先欧洲在这一方面的两倍^[61]。传统经济增长的结果，是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而包容性增长要求的不仅是机会公平所体现的市场正义，还要求结果共享的社会正义。我们透过国民消费问题的面纱，说明收入分配不公所导致的贫富悬殊是如何体现于经济权力结构之中的。

从需求角度来看，在不考虑国际贸易的影响下，一个封闭经济中，总支出（或总收入，以GDP为代表）取决于消费支出（C）、投资支出（I）和政府支出（G），即GDP=C+I+G 从此式可以看出，消费的形成过程就是GDP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说，在政府支出（G）不变的情况下，经济的增长取决于需求的增长（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因此，消费的增长也就直接表现为GDP的增长。

图7.3　中国人的追赶前景

资料来源：【美】杰弗里·萨克斯^[62]（Jeffrey Sachs）．《贫困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邹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8月版第148页．

图7.3描绘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相对于工业革命以来的欧洲，在人均GDP方面不断扬升的美好前景，而在表7.1中，安格斯·麦迪森通过1998年20个最大国家的经济特征，揭示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中国内地的GDP总量在1998年已经在20个最大国家（地区）中GDP居第二位，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人均GDP却在20个最大国家（地区）中居倒数第三位，在“金砖四国”中居倒数第一位。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人口总量过大，但它也反映出我国的经济特征中，客观存在数量与质量不对称的状况。

表7.1　1998年世界20个最大国家（地区）的经济特征

资料来源：【英】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21页．

近年来，中国呈现经济增长与消费需求呈负相关趋势，即伴随经济日益增长的同时，居民消费指数却呈现日益下降态势。当然，社会进步的诸多因素不能简单以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单项反映，但当前我国居民出于现实CPI恐慌以及未来刚性支出（如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预期，导致现实消费需求有余而动力不足。事实上，中国人的海外购买力“大得超乎想象”，2012年，中国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购物者的头号客源国，中国消费者在欧洲和亚洲等境外地区，使用环球蓝联进行退税交易的平均金额达875欧元（约7122元人民币），其中奢侈品消费就占60%至70%。世界奢侈品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春节期间，仅中国人在境外奢侈品消费累计就高达72亿美元，远远高于58亿美元的预期。中国海外房产购买力保守估计达50亿元，而这些纪录是由只占国民10%左右的富裕阶层创造的^[63]。占国民90%的中低阶层并没有这种向世界展示财富效应的实力。究其原因，资产的保值增值需求固然占有相当的比例，但即使出于混淆视听的企图，也无法否认当下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发展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境地。

1.收入分配不公是包容性增长的最大敌人。中国的改革进程发展至今，已经超越其最初的渐进式发展阶段，转而进入“重力势能”发展阶段，即中国的改革告别了强制或诱致的点面之维。而进入经济增长质量与个人社会地位相互作用的“势能”之维。这一维度的经济增长，并不具有“摸着石头过河”向“深水区”的过渡性，而是具有极其强烈的“自我复制”和“自我放大”功能。当一部分或一些地区的社会成员越来越脱离其普通国民的广大社会基础，不断向更加富有和社会高位攀登，将使因“仇富”和“仇官”心理所引发的社会危机，成为现实经济权力结构的毁灭性冲击力量，以至于一个看似简单、偶然发生的小问题，却潜藏着引燃社会炸药桶的重大隐患。

表7.2　2001～2010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程恩富，简新华主编.中国经济规律研究报告（2012）．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版第255页．

换言之，中国当下的经济增长诉求，已经演变成为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要保持增长的势头，似乎一切都不是问题，而一旦增长停滞，则一切都成为问题。这就在经济增长的本质意义上，反映出经济增长问题的问题。通过理性分析不难看出，现实社会所存在的贫富悬殊等诸多问题，客观上已经构成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合法性”（Legitimacy）疑问。

表7.3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收入分配差异性演变趋势

资料来源：程恩富，简新华主编．中国经济规律研究报告（2012）．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版第241页．

表7.4　中国与其他若干国家的基尼系数(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程恩富，简新华主编．中国经济规律研究报告（2012）．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版第245页．

通过表7.2、表7.3、表7.4可以看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收入分配差距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必须看到，中国现有的经济权力结构，正日益显现其内卷化趋势。其最大的弊端，在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而其最大的表现，在于对广大社会群体劳动价值的轻视，以至于在现实生产生活中，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或曰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明显带有自说自话的烙印，导致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经济权力结构出现失衡。而任其发展，将最终导致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对立。

2.要切实解决初次分配弊端。以初次分配的合理化，带动经济权力结构的创新，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而初次分配的合理化，应当以对促进实际生产力发展的贡献率，而不是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作为最基本的标准。

表7.5　部分年份最高收入行业职工工资与最低收入行业职工工资之比

资料来源：程恩富，简新华主编．中国经济规律研究报告（2012）．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第255页．

图7.4　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人数比例

资料来源：程恩富，简新华主编．中国经济规律研究报告（2012）．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版第363页．

图7.5　各行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991-2010）

资料来源：程恩富，简新华主编．中国经济规律研究报告（2012）．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版第363页．

表7.5、图7.4、图7.5反映出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组织的出现，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与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出现倒挂的状况。而最高工资收入与最低工资收入相差近五倍的统计数据，尽管并没有反映出暗箱操作及灰色收入的真实情况，其“隧道效应”隐患足以暴露出社会危机的客观存在。针对这一现实状况，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应当对中央统管金融产业和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年薪收入予以“最高收入”限制，以减小国民收入的巨大差距。

其次，对全国全部行业，特别是新兴产业类属加以梳理，施行企业、事业单位与公务员队伍统一的职业等级标准，以职业等级划定收入等级，将科层制管理体系与人员工资体系相融合。

再次，将国有企业等级收入与绩效收入有机结合在一起，在收入等级固化的前提下，降低高等级人员的绩效收入比例，对低等级人员，则提高绩效收入比例。通俗来讲就是，“固定的部分高，则活的部分低，而固定的部分低，则活的部分高”。从而形成国有企业管理层与基层部门的双重收入考核体系，对管理层强化科层制管理职能，对基层部门强化绩效管理职能，在国有企业内部不断改进“企业高管”与一线职工的“主体间性”，促使全体干部职工结成“利益共同体”，一兴俱兴，一损俱损，树立大家都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翁意识，营造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共同奋斗的良好局面。

最后，建立国家审计、专门行业评估机构和社会人员监督考察“三位一体”的绩效考核制度，本着自愿原则施行增股、配股计划，在保证股份分红的前提下，对企业盈亏状况作出客观真实的审核，彻底扭转企业虚报业绩导致出现虚高收入的局面。

这些措施实施后，将改变国民对国有企业的诟病。须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的绝对主导地位，既是不可撼动的，也是必须接受的。问题在于，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过高收入，才导致出现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争议。从另一个方面看，调节过高收入，只是在国有制经济体制中进行的改革，这在客观上势必形成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倒逼之势，促使另有志向的从业人员向其他所有制经济的流动，从而在短期内迅速提高中小金融企业和民营实体企业的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