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认识到，尽管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实际，但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本质是不容遗忘的。动辄以“中国特色”和“国际惯例”作为纵容市场权力排斥、驱逐国家权力的理由，既对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构成威胁，也对社会主义制度造成冲击。除去已有的政府职能必要性的论述之外，就包容性增长所要求的经济权力结构而言，中国当前政府职能中最值得关注之处，在于资本市场。

传统经济增长在经济权力结构方面的最大弊端，是市场权力最大化，而市场权力最大化，体现于对资本权力的放纵。“OECD曾经指出，金融业过度向公众开放，导致了国内资产价格需求敏感度的提高，同时，对金融业的放松管制大大增加了资产价格过度循环的风险”^[52]。资本，在当今世界，已经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以至于在广泛领域构成“杠杆化依赖”。所谓杠杆化是指在资本市场中，以较少的本金通过借债进行投资运营，以高风险均衡获取高点位回报，而对于社会生产方式而言，杠杆化就是投资效用最大化。就生产要素而言，人们只看到投资的重要性；就驱动经济增长的分析变量而言，人们只看到金融资本的重要性。前者关注的是货币的存量，而后者关注的是货币的流动性，二者叠加，就构成为资本权力的“杠杆化依赖”。而其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实际效用，亟待得到正确的认知。

当今中国的经济增长理念中，客观存在杠杆化越位的状况，即过于突出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而忽视劳动、土地要素的制约效应。究其实质，“杠杆化依赖”是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失衡的表现，是萨伊定律在市场经济发展至今的复活版，即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创造金融商品价值，而金融商品创造金融投资需求。长期以来，单纯GDP型经济增长客观上形成了对金融资本的单向性依赖，导致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经济现象：为了不断撬动经济增长这块刚性膨胀的巨石，资本的杠杆被不断地拉伸延展，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从间接融资到直接融资，从金融产品的场内交易到金融衍生产品的场外交易。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日益脱节，正预示着“换手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呈正相关关系。以至于人们很难分清，资本杠杆到底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而存在，还是经济增长是为了资本存量及其流动性而存在，从而导致经济增长与资本杠杆成为此起彼伏的跷跷板。而对于杠杆化而言最为重要的支点，却日益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金融乃至社会的风险控制。中国的资本市场，受到“英国病”和“美国病”的传染，造成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的严重失衡，经济权力结构内卷化成为可能。为此，必须通过强化政府职能，扭转经济权力结构的杠杆化依赖。如果说“应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那么，首先应当把资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1.严格控制外国资本流入。通过严格的审批制度，规范其投资领域的走向。对于投资于实体经济的外国资本，以“国民待遇”征收税款，对于投资于虚拟经济的外国资本，则加以极为严格的限制，以维护本已脆弱的金融市场安全。其实质，是夺回外国资本对本国经济的控制权，避免中国资本市场，成为国际游资的新“赌场”。这就要求人民币的汇率权力，始终掌控于国家权力之手，其升值与贬值，由中国自己决定。而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相对应的汇率补贴机制，必须予以废止。尽管这一举措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威胁，但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质量必须提升的前提下，必须忍受切割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痛苦。究其原因，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不具有国际竞争优势，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退而重生。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已经不得不通过国家权力的不断强化，以保持本国的货币稳定，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如果不采取强制措施限制外国资本流入，国际收支顺差将进一步导致更多的资本流入，其潜在通货膨胀压力是不言而喻的。(www.daowen.com)

2.严格控制资本外流。曾几何时，围绕行政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博弈”，政府到底是否应当保留、保留多少对市场的组织、协调权力，始终是困扰中国制度形态的问题。究其实质，是如何看待私有产权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的权力边界。按照一般理解，私有产权的保护，体现出市场效率的基本原则，即它是防止低效率和“搭便车”的有效手段。但正如拉丰所指出，“当委托人在私有化状态下的福利＞委托人在公有产权下的福利，也可能带来额外的福利损失，因为部分利润流出了本国。那么私有化在实证意义和规范意义上都应该暂缓”^[53]。为今之计，是要严格控制私人财富外流，通过建立“资本外流税”，以严苛的税收制度，将计划外流的资金，倒逼回国内资本市场。而对凡国有企业和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及其亲属名下的资金，只要外流则全部予以没收。唯其如此，才能确保中国社会主义的法制尊严。

3.将庞大的社保基金纳入国家开发银行，为国有企业的融资问题，确定基本定向型渠道，而对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包括私人资本形式的银行，则偏重于其对中小型企业的扶持。与之对应，在放开贷款利率的同时，必须同时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予以放开。条件是对其金融风险等级予以认定，促成居民存款的高风险高利息回报，低风险低利息回报的局面。这实质上将经济增长的关注度，由直接融资渠道的“指数”，回归间接融资渠道的“利率”，而国家开发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服务对象的确定，也将宏观调控的国家权力之手，与经济活力的市场之手，有机统一于国家利益之下。其中，国家开发银行的两个使命是，确保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监控国有企业的资金安全。为此将国家开发银行工作人员派驻国有企业，是十分必要的。其根本目的，就是将国家开发银行的业务范围，严格限定于国有企业的服务与监控范围之内。商业银行的两个使命是，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间接融资渠道；为广大居民群众提供理财服务，这就需要将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基金和股票市场的多重职能，融入商业银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