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生产生活的主导作用，并没有成为研究者和部门决策者的基本共识。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并不是由政治体制所决定，而是由个人利益和国家意志所决定，因为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核心竞争力，来自其思想境界的高度。当西方世界将资本权力决定市场权力，市场结构决定社会结构奉为是对“上帝意志”的充分体现的时候，具有深邃历史眼光而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中国，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做出符合国情民意的文化选择。在中国当前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一些不利于中国改革发展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同样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7.2.2.1　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是西方价值观以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一切努力分化瓦解民族国家和非基督教、天主教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阵地的最强劲武器^[41]。对于敌视中国发展或曰隐忧中国“威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精英，无不将历史虚无主义作为攻击中国的重要工具，而国内某些皈依西方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们，也是利用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进行大肆攻击和谩骂，其主要的方法论基础，可概括为“经验逻辑的反向递进”，就是将本体认识的经验逻辑，强加于客观历史事实，以主观臆断的分析，提出有别于既定认识的反向还原结论。

我们以几个较为典型的例证，说明这种历史观对人类历史的客观事实是如何背离并歪曲的。在中国历史新近的一些观点中，存在着历史虚无主义逻辑内部的反向思维合理性，如认为岳飞抗金与中华民族融合的大趋势之间存在矛盾，他并不是爱国英雄，而只是浪得虚名而已。这种唯心历史观，反映在近现代历史观点上，就更为诡异乖张了。如认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客观上反不及彻底殖民地化的国家，这些原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直接移植了西方民主政体，走上宪政之路。或曰辛亥革命导致清政府垮台，中国失去走上资本主义君主立宪政体的机会。或曰以袁世凯才干，中华帝国必定强于中华民国，至少不会发生军阀混战，就不会爆发五四运动，更不会催生中国共产党。或曰汪精卫将抗战大功归于蒋介石，自己却甘冒汉奸之名，维护了沦陷区的民族自尊和经济地位。或曰共产党名为抗战，实为内战积蓄力量。或曰以北朝鲜现在的实际表现，证明抗美援朝毫无意义等等。凡此种种，虽不值一驳，但这些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点，将历史事实完全归于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视角，捏造历史必然规律之下的反向可能，是必须加以警觉的，其实质，是彻底否定历史结论的社会正义价值标准，否定其欲否定的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

类似的案例很多，就经济领域而言，历史虚无主义的最大现实表现，就是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建国后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历史贡献，进而否定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根本经济制度。质言之，否定中国前30年的奋斗历程，本质上意在割裂中华民族为社会主义社会艰苦卓绝、不息奋斗的历史，突出市场对中国改革发展的本质性作用，进而将市场自由秩序对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意义，随意夸大和妄语，当经济形势向好，社会秩序稳定时，就极力粉饰这完全是拜市场权力的扩大所赐，当经济形势不好，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时，就极力鼓吹这完全是国家权力过大所致，甚至污蔑中国当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国家资本主义，如果按照这一逻辑，等于彻底否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全部成就，意味着中国正在走历史的回头路。历史虚无主义者对中国及其历史的唯心主义的臆断性，恰恰在此得到充分的体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所谓“新兴市场国家”的划分和归类，并不代表中国正在走一条资本主义或曰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老路，当今中国，尽管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这绝不应该成为其全盘西化，进而依附于垄断资产阶级经济秩序和帝国主义政治秩序的理由，她所构建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永远不容改变的。

7.2.2.2　坏消息综合症

2010年8月，中国青年报援引尼尔森公司^[42]报告称，在整个亚太地区，中国网民最喜欢发布负面产品评论，也只有中国网民发表负面评论的意愿超过正面评论，约有62%的中国网民表示，他们更愿意分享负面评论。而全球网民的这一比例则为41%^[43]。据此，文章作者将这种习惯性负面信息信任度超过正面信息信任度的社会现象，称为“坏消息综合症”。

通过图7.1中国网民个人月收入结构、图7.2中国网民职业结构可以看出，月收入1500元以下的网民数量，占网民总数的43.1%，而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网民数量，占网民总数的71.3%，这说明中低收入阶层构成中国网民的主体。在职业结构方面，学生群体在网民中所占比例最高，达到25.1%。其次，是个体户/自由职业者，所占比例达到18.1%，无业/下岗/失业人员占到9.8%。另一方面，除了学生群体较2011年的30.2%有所下降以外，其他职业人数比例较2011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图7.1　中国网民个人月收入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3年7月版第19页．(www.daowen.com)

图7.2　中国网民的职业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3年7月版第20页．

这两组比例数据充分说明，低收入人群、青年学生以及社会依附性较弱的社会群体，已经构成中国网民的主要成分。而这一成分结构，随着中国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正在日益增强。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网民结构正伴随网民收入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多元化，呈现日益复杂化的趋势，进而使网络舆情控制面临日益强化的压力。而在客观现实社会中，由于信息传递不对称，政府公信力危机等因素，导致“坏消息综合症”愈来愈具有混淆社会视听、扰乱社会秩序的恶性转移可能。

自2008年5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正式施行，但是，由于一些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出于各种原因，始终对国民高度关注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的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及相关政策、财政预决算报告、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依据、标准、政府集中采购项目、行政许可事项，特别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和抢险救灾、社会捐助等款物管理情况讳莫如深，敷衍遮盖，导致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的信息不对称。加之长期以来，行政权力对社会经济生产生活的干预，并没有形成对于经济增长与社会生产方式的驾驭机制，却客观形成各类审批事项的“寻租权力”，使政府公信力受到严重威胁。同时，一个更不容忽视的状况是，基层单位和个别领导干部的素质，不具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程序、结果方面的基本能力，导致“躲猫猫”事件及其衍生效应，至今难以消弭。究其实质，是一些官员出于地方部门利益，习惯以遮掩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社会现实发展状况已经远非传统思维所能掌控。难怪人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人民群众的眼睛不是雪亮的吗，怎么现在动不动就不明真相啦”。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媒体和新媒体在信息—信任之间，既发挥了汇聚民意的作用，也导致了疯狂“吐槽”现象的爆发。纵观世界，自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人类进入信息大爆炸时代，而借助信息网络技术，信息对于人类知识结构的形成，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即人类最大的困惑，已经不再是信息的匮乏，而是信息的选择。媒体在这一真正具有“转型”分析价值的过程中，发生了自我属性的“异化”，它不再是社会生产生活客观事实的反应者，却转变成为资本权力的忠实代言人，通过“媒体帝国”^[44]的“人造秩序”，将眼球经济所构建的市场权力体系，无以复加地发展到具有吞噬社会现实功能的极致。当今中国，当一些所谓“意见领袖”（idea leader）动辄掀起数以万计的人群，对某一事端的真实性不加分辨地肆意攻击，其恶劣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所构成的巨大社会成本，据此得以充分的佐证。更有甚者，一些背景复杂之极的所谓网络“精英”，甚至试图借助某一事件，通过煽动青年学生这一网民中的最大群体，介入街头政治事端，以证明其种种恶行的合法性。在这种背景之下，网络已经不仅仅具有个人利益的聚合职能，而且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工具色彩。对于某一涉“官”、涉“富”或涉“猫”、涉“狗”事件，网络舆情所表现出的是罔顾事实的、极具“民粹主义”多数人暴力色彩的集体无意志倾向，只要出现不同声音，即刻遭到攻击、侮辱、谩骂甚至人身安全威胁。可见，事关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网络舆情，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其重要的。而这一点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和学界应有的重视。在政治体制改革呼声日隆的今天，首先应当通过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消除行政权力寻租的土壤。同时，不断提高基层干部的综合素质，以恢复政府的公信力。更为重要的，是规制媒体市场权力，为“坏消息综合症”找到民主主义而非民粹主义的痊愈之策。

7.2.2.3　权贵目标依赖

所谓“权贵目标依赖”是当今中国非常典型的意识形态危机表现，其最大特征，就是国民主流价值观念中，充斥着对权力和财富无序追逐的渴望，以至于形成社会地位与个人成就的认知扭曲。这一扭曲客观上以个人所拥有的权力和财富，作为社会价值实现的终极标尺，从而形成了个人创造力乃至社会经济生活动力源，唯行政权力和资本权力意志而动的路径依赖。

伴随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国社会日益显现思想基础多元化和传统道德观念的离散化趋势，而这是中国自汉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局面，尽管其间经历了清末“三千年未遇之惊变”，民国时期的战乱纷争，特别是文革时期的“破四旧”运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纲常道德、清官伦理、宗族家法和家国意识这四项内容，始终在国人的心目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而在以戏曲为信息最主要传播手段的时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诸多故事，也无不以这四项内容的生动诠释，广泛而深刻地植入国民的精神世界。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农村人员的社会流动所造成的宗族解体，以及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所造成的城市人员原有劳动组合部门——单位的解体，国民失去了原有社会经济秩序中最基本的依附性要素。致使精神世界中的个人、集体和国家伦理观念，随之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和内在冲突。恰如程颢^[45]所言，“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当占据中国传统道德观念长达2000多年的孔孟儒学所倡导的重义轻利观念，为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利润最大化说教所替代之时，中国社会出现整体性思想断层，进而引发道德失范，权贵依附等现象，就不难理解了。究其实质，权贵目标依赖，源于行政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最大化本能。当社会生产生活不是以人的创造力激发作为进步的驱动要素，而是以既定经济权力结构作为延续的依据，那么，阿瑟·刘易斯所强调社会成员的“纵向流动性”，即低阶层群体向高阶层群体转化上升的空间，就会呈现内卷化趋势。而这一趋势，必将导致经济权力结构的“代际传递”，即既得利益集团以维持现有行政权力和资本权力结构现状为根本目的，并进一步谋求这种权力结构在第二代、第三代的“期权”延续，而非既得利益集团，或曰普罗大众，只能延续并进一步压缩既定不平等权力秩序之下的机会与结果。这实质上已经构成经济权力结构的“马太效应”，导致在社会阶层中居于高位者家族的地位将愈加攀升，而处于低位者家族的地位将愈加下降。在这一市场模式和经济权力结构下，个人经济权力与权利的融合失去可能，更勿论效率与公平，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融合。

这一认识通过当下社会群体，特别是大量青年学生对公务员考试的疯狂角力以及对所谓“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普遍仇视，即可得到证明。而“蚁族”、“海归”、“海待”等新型社会团体的出现，进一步验证了权贵目标依赖的双重矛盾，一方面，他们对于既定行政权力结构的灰色地带和资本权力结构的金色地带充满向往和期待，另一方面，他们对于精英社会视域下的社会地位上升空间的丧失，报有极大的不满和怨恨。换言之，对于经济权力扩张本能的艳羡与敌视，构成了当下中国极富国情背景的社会危机隐患^[46]。在个人切身利益诉求所聚集的膨胀性欲望，与个人社会地位和现实生活状况存在巨大反差的时代，客观上已经酿成社会动荡的巨大危险。不论公众倾向于强权政治还是市场独大，对于中国包容性增长的实现，都会构成巨大的社会成本。前文所述二战前夕德国、意大利的青年学生依附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动态，以及当今阿拉伯世界的青年学生在穆斯林原教旨主义与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之间的徘徊，对于当下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权贵目标依赖”的警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须知在任何社会发展阶段，只要出现了青年知识阶层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空洞化”趋势，必然意味着社会秩序的潜在危机将一触即发。对于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所谓“权贵资本主义”概括，尽管失于国内总体情况的全面把握，但客观存在的行政权力与资本权力的勾结与腐败的乱象，确实在经济结构调整与产权效率转移过程中，导致了巨大的国有资产流失。由此观之，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与缺失，已经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意识形态的重大阻滞，任其发展，必然导致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割裂分离，进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颠覆。就经济权力结构而言，我们应当看到，一切特权思想，即使是“清官意识”，都不过是“明君、忠臣、顺民”的传统思维定势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复活而已，须知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才能正确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以12个词分别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方面，对各自不同的根本利益，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而当务之急，是要唤起国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个人成功、社会进步和大国崛起的信心。其中，个人成功的标志，是劳动禀赋优化所引致的财富增进；社会进步的标志，是健康独立的人格尊严对“权贵目标依赖”的替代；大国崛起的标志，是中华民族开放包容而不失独立自主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博大胸襟对世界各民族繁荣进步的积极贡献。而这三者之间，是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义利共同体，需要通过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均衡协调，使经济权利与经济权力相互融合，效率与公平相互融合，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互融合。也就是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才可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度，成为社会再造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