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国家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思想基础，其最为鲜明的特点，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是毛泽东国家理论的精髓所在。这一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国家观，将社会生产方式中最为重要的要素，人民群众的作用和地位，给予发挥和确立。毛泽东的国家观，来自于其正确的人民观，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力，始终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基础，这不仅体现在其政治、军事、文化理论中，也体现在其经济思想中，早在抗战时期，他就明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我们要发展公营经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27]等重要观点。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少数人所得而私’，绝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28]。而这一分析结论，完全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再一次强调，“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29]。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以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30]。建国后，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其中，1956年《论十大关系》一文，无疑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一著作中，毛泽东对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与非；中国和外国这十个方面的重大问题给予了详细的阐述，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明确了“走自己的路”的基本方针，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以此为标志，中国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开始摆脱对苏联计划经济的简单模仿和教条主义，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是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戒，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做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这个管理制度，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当时，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立。该事例的分析意义在于，毛泽东充分信任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而这种一旦爆发便不可轻视的生产力潜能，甚至被他视为具有“宪法”的意义和价值。将斯大林对“恩格斯公式”在苏联实践的总结，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我们的公式”相对照，可以发现，斯大林的国家观，是基于政权巩固的逻辑，而毛泽东的国家观，完全基于对人民群众创造力的正确认识，在毛泽东视野中的人民，既是社会生产力的全部潜能所。在，也是社会生产力的全部目的所在。据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将“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列入党章。

众所周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这不仅体现在近30年经过真理检验标准讨论所形成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共识之中，也体现在建国后前30年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之中。(www.daowen.com)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中国创造了一系列适合中国特点的由初级向高级的过渡形式，使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通过生产合作社的形式，完成由个体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使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完成资本主义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采用多种组织形式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条独创性经验，由于这些经验，党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31]。其后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1960年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期间，中国确立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32]等一系列国民经济发展方针。这些方针即使在“文革”时期，仍然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尽管工农业生产在“全面夺权”和“天下大乱”的客观环境下遭到重创，但国民经济计划仍然得到了落实。截至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30年的探索实践，中国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人均GDP年平均增长4.5%，国民收入总量年均增长达到7.95%，30年的时间实现了翻两番（1978年是1952年的4.53倍）^[33]，同时，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认识到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提出了通过协调十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明确了中国以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事业现代化，作为国家奋斗目标。特别是，以“两弹一星”所体现出的军事科技水平，确立了大国地位，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美、英、法、德、日、澳大利亚等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所有这些伟大成就，与中国近30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是密切相关、不可分离的，这一点通过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能源外交战略的实现地域，即可得到充分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