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将社会学视角的新制度主义观点^[102]纳入经济权力结构分析体系，可以发现，由市场所汇聚的经济权力效应是“聚合”（Aggregation），而由国家所汇聚的经济权力效应是“整合”（Integrity）。“聚合”效应生成个人利益，其发展的极致是突破既定秩序，甚至否定国家、民族的地域边界，唯市场权力而动，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化、市场化、私有化是其典型标志；“整合”效应生成国家利益，其发展的极致是冻结市场，进而否定公众的一切诉求，唯国家权力而动，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103]、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均是其典型标志。毋庸讳言，经济权力结构发展至今，仍然没有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或曰在“聚合效应”与“整合效应”之间，找到合理的制度安排框架。

胡塞尔的“主体间性”认识论^[104]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105]理论，或许能够为我们解开这一谜题。简言之，相对于经济权力结构而言，主体间性突出的是作为“社会人”的市场主体应当抛弃基于工具理性的主客关系逻辑，转为基于共同的价值取向为基础的群体关系逻辑，即变基于个人主义的“我与你、我与他”的本体论认识，为基于集体主义的“我们”的本体论认识。而“交往行为”的分析，则为“我们”找到了价值理性的分析视角，其中，最具理论价值的观点，是由制度化、组织化、科层化所组成的“制度世界”。在这一世界中，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有机融合于统一的经济权力结构之下，而不是两者的分离。

图6.5　1970～1998年外国直接投资的世界总量在全球GDP中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沈汉．资本主义史——从世界体系形成到经济全球化．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364页．

在这一方面，美国最具代表性，“美国革命给美国法律带来的一个独有的特征是，它的联邦和州宪法以及联邦和州的民事刑事法律体系，把两种相互冲突的信仰体系结合起来”^[106]。以至于美国几乎可以概括为制度安排的集大成者，几乎可以称为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找到了最佳的均衡点。但“阿罗不可能定理”和“国家悖论”^[107]在美国均得到了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的验证。二者所反映出的，是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结构中，效用机制的困境。

图6.5为我们揭示了传统经济增长以金融资本驱动的本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逐渐占据了世界资本市场的主流，货币流转速度成为全球资本谋求扩张的根本性途径，但是，2007年所爆发的次贷危机，进而导致金融危机和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弗里德曼关于货币常数的说教彻底破灭^[108]。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信心是股票资本主义的支撑点，现代时期的英国与当代时期的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资本赌场”的权威性，而这一权威来自政治、经济大国地位超越领土逻辑之后，基于资本逻辑的思维方式。现在，当全世界的资本剩余游资通过当代信息技术，汇聚于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利益链，客观上形成了美国巨大的负债，而一旦本不体现国家利益的市场权力在信心方面出现焦虑和恐惧，其崩盘之势是任何国家都不得不采取守势的唯一选择，甚至美国在这一点上，也不会毫无顾忌地继续演绎自由化的神话，因为尽管在弗里德曼看来资本要素流动是一件好事，是对帝国主义早期扩张的一种改进^[109]，但是“没有什么能够比投机性的繁荣更加剧这种潜在的、所谓健康良性的愚蠢”^[110]。美国政府认识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力量是任何人也无法控制的，同样也是美国政府无法操纵的，而美国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刺激实体经济以求自保，否则美国民众所要“占领”的就绝不仅是华尔街了^[111]。而99%反对1%的实质，也会演变成为世界上99%金融秩序依附性国家，对1%美国式国家的反对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世界已经不可能再次依附于单一的一国货币作为世界主导型货币，这也就预示着，单一的一个国家，同样不可能成为世界主导型国家。

由此观之，个人利益至上与国家利益至上，相对于社会成本而言，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优的制度设计，当然谋求经济效益最高而社会成本最低，但是，各种建立在假设条件基础之上的结论，往往与社会现实不符。这就促使我们对传统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给予重新的审视。而这一分析的切入点，就是市场经济行为主体。

人们向往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相信经济增长会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更高质量的服务以及个人就业需求的更多满足。单纯在市场权力语境下，经济行为主体只是生产要素之一，在资源要素相对恒定的情况下，其劳动价值通过劳动报酬或曰消费资金的形式体现，故市场权力不可能承担社会责任，这是由资本要素对劳动要素的“天然依赖”而又“天然排斥”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之所以说“天然依赖”，是由于资本失去经济行为主体，就无所谓交换的意义和价值，而这与资本社会化生产的宗旨完全不符。在西方经济思想中，资本进入生产，形成生产成本和劳动成本，通过市场，转换为利润和工资，通过消费，还原为资本，从而完成市场权力过程的“环闭合”。在这一过程中，资本需要“经济人”，因为只有依靠其生产和消费，市场的意义和价值才得以体现。之所以说“天然排斥”，早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就已经给予充分的剖析。资本的功能在于实现剩余价值，而过多的利益切分，完全背离资本的本能。这就从根本上解释了M——C——M＇的资本主义产业资本观，为什么会演变成M——M＇的金融资本观。当剩余价值累积不再通过产业形式，而只是通过投机形式，资本要素流动“脱嵌”于社会客观现实的内卷化趋势，即已显现。这在客观上，造成资本高度集中聚合之地，却也是劳动分解流散之地。换言之，在全球资本以金融资本的形式向发达国家聚集的同时，劳动成本却在以服务外包的形式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从而导致产业空洞化和市场虚拟化，其所造成的经济行为主体就业权压力，是第三产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正如我们所知，“经济人”并不构成人的全部，以至于市场领域的问题，往往演变成为社会问题。由此引发建立和维护互相依赖的社会秩序结构，需要花费极其巨大的社会成本。

究其实质，基于市场与国家割裂意识的任何制度安排，尽管表面上体现出国家利益对个人利益的迁就，但其本质，不可能使个人经济权力，通过股权分散和财政转移支付的简单加总，形成社会意义的个人利益。因为，人的经济权力（权利）诉求，是不具有目的共性的，却又是具有预期刚性的，只可前进，不可后退。因为无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如何漠视或诋毁国家权力的正当性，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经济增长的本质性目的，首先体现在民族国家而不是市民国家的国民财富的积累和创造，所谓国家利益的实现过程，就是强化国民对本国经济权力结构，即社会经济秩序的依附性的过程。资本主义基于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原则所采取的福利国家政策，本意是通过以保障就业为标志，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构成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钟摆效应的真正原因，就是效率与公平的博弈，而这一博弈，以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博弈表现出来。当“股权分散”所聚合的个人利益与“再分配”所整合的国家利益发生严重冲突时，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或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权力结构，也就走到了尽头。这一点我们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同时爆发，已经得到清晰的认识^[112]。

截至目前，人们普遍认同的观念是，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是一系列“对立物”相互调和、妥协的结果，包括管理者与劳动者或雇员；所有者、持股人或社团与管理者；公司与公司；大公司与小公司；制定政策的公司与制定政策的政府；消费者的利益与生产者的利益；持股人获得高额利润与消费者享有低廉价格；资源利用和保护；成本与社会成本；成功之本与信念之本；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民族文化与贸易、金钱的跨民族性质；垄断或商品供应垄断与竞争；效率必要性与人性必要性；人文主义与博爱精神；平等的公正性与不平等的激励作用；坚定的理性与妥协忍让等等”^[113]。据此，我们对恩格斯所言“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114]，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只有国家才能承担市场权力无意介入的社会责任。既然纯粹意义的一般性市场并不存在，诺齐克所谓“最弱意义的国家”就只能是罔顾事实的臆想。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不论是普通法系抑或大陆法系国家，任何执政者，从未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只不过他们是为各自不同的目的，不遗余力^[115]。包容性增长制度形态的研究，是在捍卫社会正义的前提下，通过市场模式中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均衡，不断调整经济权力结构在公共意志与国家意志这两个方面的发挥作用机制的“恰适性”（Appropriateness）^[116]。也就是要将静态、相对固化的经济权力结构，改为动态、相对弹性的经济权力结构，而“恰适性”既是其创新的评价标准，也是其效力的保证。这就要求将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融合在一起，将现有的经济权力结构与经济实践的积极探索融合在一起，而这一融合的本质，是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体现个人利益。就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权力结构而言，并不存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有机融合的局面，自由秩序、私有化、福利主义、混和经济的经济权力结构实践，均以失败告终。唯有中国所独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通过经济权力结构的创新，实现这一目标。而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融合，就是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的融合，这一认识对包容性增长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结合前述，经济权利与经济权力的融合、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融合、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融合，既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也是经济权力结构创新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注释】

[1]【法】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4月第73页．

[2]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10月版第91页．

[3]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10月版第85页．

[4]Cunnigham： 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Modern Times，Part I： The Mercantile System，P25—26.转引自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10月版第163页．

[5]【法】保尔·芒图（Paul Mantoux）．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陈希秦，吴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7月版第69～74页．

[6]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10月版第186页、第197页．

[7]【德】马克斯·韦伯．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1-5章）：韦伯文选第2卷．李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5月版第51页．

[8]【美】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2月版第2页．

[9]萨尔瓦多·阿连德，拉丁美洲第一位自由竞选总统。曾提出矿产国有化、土地改革和国民财产集体化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措施。1973年9月11日，在皮诺切特发动的政变中以身殉职。

[10]【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安德鲁·查尔顿（Andrew Charlton）．国际间的权衡交易——贸易如何促进发展．沈小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17页．

[11]王绍光．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大转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8月版第11页．

[12]【美】弗拉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的终结．本书翻译组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31页．

[13]纳粹德国东侵苏联的战役计划名称。原意指神圣罗马帝国腓特烈一世的绰号——“红胡子”。

[14]【波兰】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Grzegorz W．Kolodko）．真相、谬误与谎言：多变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张淑芳译．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版第204～206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1992～1993年的俄罗斯经济形势．euroasia.cass.cn

[16]【美】本杰明·M．弗里德曼（Benjamin M．Friedman）．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李天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9页．

[17]Krugman，P．（1994），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Foreign Affairs，73（Nov./Dec.）：62-67．

[18]【美】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约瑟夫·斯坦尼斯罗（Joseph Stannislaw）．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段宏等译．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553页．

[19]武汉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发展经济学研究（第六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10页．

[20]【美】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索罗斯论全球化．王荣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3月版第12页、第103～105页．

[21]G．W．Bush．President Addresses the Nation in Prime Time Press Conference 13 Apr．2004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4/0420040413-20.html.

[22]【美】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29页．

[23]【意】卡洛·罗塞利（Carlo Rosselli）．自由社会主义．陈高华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1月版第202页．卡洛·罗塞利（1899～1937）是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乃至欧洲最著名的反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之一，“正义与自由运动”的创建者。

[24]马克思．黑格尔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10页．

[25]【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10月版第84页．

[26]【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10月版第185页．

[27]【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10月版第383页．

[28]武汉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发展经济学研究（第六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51页、第58页．

[29]武汉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发展经济学研究（第六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359页．

[30]【英】J．罗宾逊（Joan Robinson）．经济哲学．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11月版第135～138页．

[31]【英】A．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经济学原理》（下卷）．陈良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1月版第411页．

[32]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9月版第413～415页．

[33]以当时的视角反观今天美国人充满忧虑和恐惧，而又不失傲慢与偏见的“中国制造”，我们不得不惊叹，历史是何其相似！

[34]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10月版第171页、第175页．

[35]正因此，西方学者认为李斯特是纳粹主义的经济学鼻祖，而国内学者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李斯特列为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家，始终对其理论价值贬低有加。对此，我们应当具有理性的评判。仅就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作用的基本认识而言，李斯特的理论毋庸置疑地具有极为重要的分析价值。

[36]【法】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纳粹德国经济史．刘法智，杨燕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9月版第187页．

[37]【法】克洛德·达维德（Claude David）．希特勒与纳粹主义．许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5月版第91页．

[38]【美】保罗·斯威齐（Paul M．Sweezy）．资本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陈观烈，秦亚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6月版第409页．

[39]作为垄断资本的代言人，德国经济学家、银行家雅尔马·沙赫特是希特勒取得政权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以其辉煌时期的任职，便可看出纳粹德国政府的经济职能主旨。沙赫特曾任国家银行总裁，后兼任帝国经济部长。

[40]在此需特别说明，现代意义的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网，是由20万德国工人于纳粹时期修建的。法西斯主义并不排斥现代化技术，但是其意识形态却是反动的，正因此，其反人类的本质，才更加值得人们警醒。

[41]【法】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纳粹德国经济史．刘法智，杨燕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9月版第198页．

[42]英法对于纳粹德国的绥靖主义政策，正是源于这一思维。

[43]这一纪录即使当代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率都难以望其项背。2008年，津巴布韦的物价指数上涨2.2万倍。

[44]【法】克洛德·达维德（Claude David）．希特勒与纳粹主义．许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5月版第90页．

[45]【美】沃尔特·拉克尔（Walter Laqueur）．法西斯主义：过去、现在、未来．张峰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22～23页．

[46]【美】高柏．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安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48页．

[47]1932年5月15日，日本发生由海军下级军官策动的兵变，首相犬养毅遇刺。该事件的后果是，35万日本民众歃血为誓，请求赦免肇事者，日本成立“举国一致”的内阁。1936年2月26日，日本又一次爆发由陆军下级军官策动的兵变，该事件的后果是，广田弘毅、近卫文麿等法西斯主义文官先后成为内阁首相，日本组成军国主义的政治心脏，而以1941年东条英机成为内阁首相为标志，日本军国主义达到发展的顶峰。

[48]雷鸣．日本战时统制经济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4～6页．

[49]北一辉，极富争议的日本思想家、政治家。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对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领袖具有深刻的影响，是国民党诸多元老的良师益友，曾建议日本政府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党。但其国家极权主义思想，以及武力征服主张，特别是《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等著作，最终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依据。1937年8月9日，因被认定参与组织日本“226兵变事件”被处决。

[50]岸信介，日本甲级战犯，曾根据纳粹德国的产业政策，主持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的产业“统制”法律，后在关东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的招揽下，就任伪满洲国经济管理要职。20世纪50年代，先后任内阁总理大臣和首相等职，是制定并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主将。作为战犯的他能够被释放并成为首相，是日本罔顾历史，拒不认罪的典型事例，而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对华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始终且不可能超出其外祖父——“昭和之妖”岸信介的极右立场。

[51]雷鸣．日本战时统制经济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11～12页．

[52]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是日本神道教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精神的脊柱。2013年4月23日，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所组成的“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最终以召集了168名成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创下政界人士参拜人数新的历史记录。而安倍晋三的公然参拜，则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铁证。作为美国的依附，日本的路径选择始终服膺于强权，而漠视公理的事实，由此可见一斑。(www.daowen.com)

[53]一切出于领土扩张和利益纷争的战争，无论胜负，全部都是对人类正义的公然践踏。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可谓道出了这类战争的本质。而遭到侵略国家自觉的反抗，则使这类战争，具有了正义的性质。

[54]【法】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三卷：世界的时间）．施康强，顾良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4月版前言．

[55]1985年9月22日，美、英、德、法、日五国（G5）在纽约广场酒店召开会议，主要讨论美国“双赤字”局面，即贸易赤字（逆差）和财政赤字的应对之策。会议以达到逼迫日元升值的目的结束，史称“广场协议”。这一协议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实施“反自由主义贸易”强权的典型案例。对比当下人民币升值的言论，具有极其重要的警示意义。

[56]2012年9月欧盟对中国光伏电池展开反倾销调查。2013年3月，美国布鲁克林联邦法院裁定中国“华北制药集团”垄断维C药品价格，处罚1.6亿美元赔偿金。

[57]【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安德鲁·查尔顿（Andrew Charlton）．国际间的权衡交易——贸易如何促进发展．沈小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9页．

[58]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价段．杨春贵等译．马克思主义著作选编：甲种本（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8月第二版第445～447页．

[59]所谓资本悖论，是指资本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导致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60]【英】苏珊·斯特兰奇．赌场资本主义．李红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7页．

[61]【德】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福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7月版第388页．

[62]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日本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始作俑者，而这一政策的起因，完全是由“广场协定”所致。这一动向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隧道效应”指数较高的中国必须加以警惕，并即刻采取有效的政治经济手段，遏制其恶性发展的趋势。因为，如果发展中国家迫于压力，与发达国家采取同样的货币政策，那么，原本脆弱的市场结构极有可能出现流动性陷阱，而恶性通货膨胀必将导致巨大的社会危机。

[63]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莱斯特·梭罗（Lester C．Thurow）于1990年初提出，现代企业竞争的特点，并不是技术的发明与创新，美国发明的许多技术，如数控机床、电子产品和汽车产业等，经德国、日本将其日臻完善，会将其产品返销技术输出国。这一理论，被称为“技术反转理论”。它揭示出技术的产业化优势，并不恒定于技术发明国家，一旦技术相对迟滞的国家发挥后发优势，是可以赶超技术先进国家的。这就决定了技术领先国家的宿命，即不停地领先，否则，终将被赶超并淘汰，而伴随技术领先步伐的迈进，技术输出国日益呈现后工业化趋势，本国产业工人的就业因此陷入困境。

[64]而这种“偏执性”绝非《菊与刀》所能概括。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试图用“菊”与“刀”揭示出日本国民的文化矛盾。但慎思明辨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菊”与“刀”之间，并没有矛盾，它只不过是日本国民性一体两面精神世界的外在形式表现。

[65]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41页．

[66]【英】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权力论：一个新的社会分析．靳建国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72页．

[67]【美】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美国资本主义．王肖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35页．

[68]霍奇逊（Geoffrey M．Hodgson）．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马霄鹏，于宛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297页．

[69]【英】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王翼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70页．

[70]【英】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经济学展望——再论货币与增长论文集．余皖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9月版第5页．

[71]【美】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美国资本主义．王肖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148页．

[72]【日】奥野·藤原正宽．对政府和工商界关系的一种比较制度分析．引自【美】青木昌彦等．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张春霖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462～468页．

[73]罗伯特·达尔（1915～），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他将基于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思想所建立的民主体制概括为“麦迪逊式民主”，将基于卢梭“人民主权”思想所建立的民主体制概括为“平民主义民主”。他认为美国是各式各样民主理论混合的国家，应当建立“多元民主”思想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体制。其麦迪逊民主体制下的政府结构，通常被称为“麦迪逊政府”。

[74]Hughes，J．R．T．The Governmental Habit．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引自【美】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C．North）．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瑜，罗华平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6月版第209～215页．

[75]富兰克林·罗斯福甚至认为，“如果人们容忍私人权利增长到比他们的民主国家本身还要强大的程度，那么，民主政治的自由就有危险了。本质上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政府属于一个人、一群人或者私人权利。今天在我们中间，私人权利的集中正前所未有地发展着”。引自【美】马克·R．图尔，沃伦·J．塞缪尔斯（Marc R．Tool and Warren J．Samuels）．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第二版）．张荐华，邓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2月版第134页．

[76]【美】格罗·詹纳（Gero Jenner）．资本主义的未来：一种经济制度的胜利还是失败．宋玮，黄婧，张丽娟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33页．

[77]【美】贝尔拉夫什（N．Behravesh）．这才是经济学：经济学的误解与真相．麻勇爱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67页．

[78]路德维希·艾哈德（1897～1977年），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1949～1963年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和劳动部长，1963～1966年任联邦总理。其在任期间，德国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创造了“德国的经济奇迹”。而艾哈德本人也因此被誉为“社会市场经济之父”。

[79]路德维希·艾哈德．一个自由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引自【德】何梦笔（Carsten Hermann-Phillath）．德国秩序政策理论与实践文集．庞建，冯兴元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314页．

[80]霍斯特·弗里德里希·温舍．社会市场经济作为一项旨在引入市场经济制度的策略．引自罗尔夫·H．哈塞．赫尔曼·施奈德．克劳斯．魏格尔特．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辞典（第二版）．王广成，陈虹嫣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8-210页．

[81]【美】托马斯·K．麦格劳（Thomas K．McGraw）．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赵文书，肖锁章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168页．

[82]【美】托马斯·K．麦格劳（Thomas K．McGraw）．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赵文书，肖锁章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194页．

[83]【美】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国家与市场——政治经济学入门．郦菁，张燕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39页．

[84]【美】高柏．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安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48页．

[85]美国经济学家惠特曼·罗斯托（Whiteman Rostow）于1960年提出“经济成长阶段论”，其中将一国经济告别传统，走向成熟之间的发展阶段，称为“起飞阶段”。

[86]【日】崗崎哲二．战后日本经济恢复时期的政企关系：对产业合理化过程中协调失灵的协调．引自【美】青木昌彦等．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张春霖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88～107页．

[87]这一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第五章“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草拟过程中的争论如出一辙。而中国立法者的明智之处在于，既杜绝行政权力的“滥用”，又承认政府“行政权力”在市场机制中的作用，既体现出对其他国家经验的汲取，也体现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客观规律的把握。

[88]【日】松下满雄．经济法概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版第142页．引自【日】道重隆．日本禁止垄断法概论．CNKI．

[89]【美】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国家与市场——政治经济学入门．郦菁，张燕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39页．

[90]这是一个在契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中极其重要的概念，又称为“直接显示”。一切秉承既定近因原则而做出的行为决定，如诺斯所言“路径依赖”以及前文所述“目标依赖”和后文经济权力结构的“内卷化”问题，均是其典型写照。

[91]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苏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37页．

[92]世界金融一体化对世界经济的积极影响．引自2010年1月7日毕业论文网．

[93]【美】罗伯特·赖克（Robert B．Reich）．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上海市政协编译组，东方编译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35页．

[94]【美】加尔布雷斯（J．K．Galbraith）．加尔布雷斯文集．沈国华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293页．

[95]【美】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瑜，罗华平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6月版第24页．

[96]国家悖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市场悖论：市场既是社会繁荣进步的主导力量，又是社会分化瓦解的客观原因。

[97]【美】弗拉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的终结．翻译组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31页．

[98]【英】斯图亚特·西姆（Stuart Sim）．德里达与历史的终结．王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91页．雅克·德里达（1933～2004），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得知其逝世时说：“因为有了德里达，法国向世界贡献了一种最重要的哲学，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法国今天的知识界”。

[99]由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1960年首次提出的投资理论。该理论揭示了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导致一国资本通过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于另一国家，而这一投资具有获利方面的垄断优势。这一理论是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挑战，它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属性，即垄断。

[100]恩格斯．社会正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35页．

[101]【美】丹尼斯·朗（Dennis H．Wrong）．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89页．

[102]由詹姆斯·G．马奇和约翰·P．奥尔森完成的《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1989）一书，标志着政治学、社会学意义的新制度主义学术地位的确立。这一学术领域的新制度主义，与经济学意义的新制度经济学相比，存在不同，它并不是以制度的结构与变迁作为核心，而是以制度的性质以及制度如何影响人的行为作为关注的焦点。在本书的研究范式中，有必要将这两种学术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因为包容性增长及经济权力结构创新的问题，不仅要关注结构与变迁的机理，还要对结构的“合法性”给予确立。

[103]按照邓小平的观点，计划经济并不能概括社会主义。换言之，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只能是一种国家权力至上的模式，其所具有的私有财产剥夺、市场机制匮乏、国际贸易结构单一而封闭的属性，绝非仅是计划经济体制所能够涵盖。

[104]胡塞尔（1859～1938），德国哲学家、20世纪现象学学派创始人。其主体认识的间性分析，实质上是对社会维度的个人主义适存空间的探索。

[105]哈贝马斯（1929—），德国哲学家。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有“当代的黑格尔”之称。其对后工业时代社会结构的分析，奠定了当代西方哲学的重要基础。

[106]【美】哈罗德·J．伯尔曼（Harold·J．Berman）．法律与革命（第二卷）．新教改革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16页．

[107]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实质，在于揭示了公共意志并不是个人意志的简单加总；国家悖论的实质，在于揭示了国家意志对个人意志实现的阻滞。

[108]米尔顿·弗里德曼于2006年逝世，享年94岁。保罗·萨缪尔森于2009年12月逝世，享年也是94岁。在其遗著2010年19版《经济学》中，萨缪尔森不无遗憾地说，“我希望弗里德曼依然活着，这样他就能够见证他自己观念中的极端主义是如何导致他自己的失败的”。引自【美】萨缪尔森（Samuelson，P．A．），诺德豪斯（Nordhaus，W．D．）．萨缪尔森谈效率、公平和混和经济．萧琛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1月版第120页．

[109]【英】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金钱关系．唐颖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285页．

[110]【美】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美国资本主义．王肖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208页．

[111]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几乎呈现截然对立趋势的情况下，罗斯福总统1933年3月4日就职演说中的名言，“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给人们所带来的感受更多是五味杂陈。“罗斯福新政”的成就以实体经济的复苏得以体现，而“奥巴马新政”即使投入8000万美元刺激经济，因为过多的“泡沫”也只能举步维艰。

[112]“股权分散”是股票资本主义所标榜的利益协调工具，而“再分配”是福利国家所标榜的利益协调工具。混和经济模式，则是二者的并用。但是，这一制度形态，再一次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宿命，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灭亡，已经由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本矛盾所注定，那么当今资本主义所体现出制度危机的严重性，由于福利主义政策，不是有所缓解，反而有所加强。有一个相对戏谑的比喻，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资本主义不施行福利主义政策，其灭亡尚属于“缓期执行”，但如果其试图废除既定的福利主义政策，则变成“立即执行”。

[113]【英】伊凡·亚历山大（I．Alexander）．真正的资本主义．杨新鹏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2页．

[114]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317页．

[115]撒切尔夫人被称为“铁娘子”，与“铁血宰相”俾斯麦是异曲同工之谓。只不过他（她）们的取向不同而已，撒切尔为市场权力结构而战，而俾斯麦为国家权力结构而战。

[116]【美】马奇（James G．March），【挪】奥尔森（Johan P．Olsen）．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张伟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3月版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