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在当今国际政治秩序下，所谓自由经济秩序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霸权主义的工具，而其载体，就是金融市场和跨国公司。

通过理性分析可以看出，金融市场和跨国公司是资本扩张的两件利器，前者为后者提供充足的资金，后者为前者拓展市场的边界。全球市场化导致世界性的同质化，各个国家无不按照发达国家的路径和文化选择，在发展自己的同时改变自己，民族国家的特征逐渐淡化。同时，各国经济安全已经成为迫切性重大课题。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的统计数字，全球跨国公司数从1986年的12000家增至1995年的39000家，国外分支机构从110000家增至270000家，分别增长了225%和145%，而1999年较之1995年，跨国公司已达63000家，分支机构达700000家，分别增长了61.5%和133%^[92]。其中，“美国经济是美国公司赢利能力和生产率的同义语这样一种公理已经到了不合时宜的边缘”^[93]。加尔布雷斯指出，21世纪的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公司系统建立在不受约束的自我致富权力之上。美国《财富》杂志特地载文报道了公司管理层不顾公司销售额和收益下降，照样领取巨额薪酬的事实，并把他们称为“打劫者”。没有一个智力正常的现代公司观察者能够回避这一现实：公司权力掌握在管理层——决定自己的任务和薪酬的官僚手中。这样的报酬显然就像是非法侵占他人财产^[94]。表面看来，经济全球化是一种相对于国家竞争力的离心力，但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实质上是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这类公司极度自私的目的和手段，由于资本所具有国际流动性，客观上对于一国民族特性和国家经济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美国安然公司舞弊以及金融危机中雷曼兄弟、美林和高盛等公司的破产重组，对世界的经济格局都产生了震荡性冲击。而全球经济危机所体现出的经济权力形态，已经超越了市场与市场之间的权力博弈，转变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力博弈。

诺斯曾经断言，在第一次经济革命前的1000年中，国家的诞生是此后所有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国家存在的全部意义和价值，无不是追求租金和税收。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使统治的收益最大化^[95]。基于这一认识的国家权力，自然备受忌惮与憎恨。而与诺斯所提出的“国家悖论”相对应，我们以“市场悖论”^[96]证明市场权力边界的存在。资本的扩张本能，在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羽翼之下，使世界经济日益显现市场一体化的趋势，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市场权力的肆无忌惮，日益遭到鄙视与警觉。如前所述，当资本=市场=社会，那么资本危机=市场危机=社会危机是不难理解的。这一点通过肇始于里根—撒切尔时代，终结于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即可得到证明。冷战结束以后，福山乐观地估计，“先进的技术和劳动的合理组织创造出巨大的生产性和动态的经济世界，两者又具有使社会同质化难以测度的力量。这种力量透过全球市场的形成及不同社会经济野心的提升和实践，把世界纷乱的社会结合为一”^[97]。以至于他信心满满地预言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最终构成“历史的终结”。但正如德里达所指出，“假如有人打着自由民主理念的旗号，宣称这样新的福音：自由民主，作为人类历史理想已经最终实现时，那么，我们必须大声疾呼：在地球和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么多人经受过暴力、不平等、排外、饥荒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压迫的折磨”^[98]。伴随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这种任由市场权力将资本逐利本能发挥到极致的社会生产方式，遭到普遍的质疑。以资本自由流动为标志的“金融深化”，或称“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开发，更多体现在金融资本，而不是产业资本。一旦产业资本让位于金融资本，实体经济让位于虚拟经济，产业竞争让位于资本投机，则一国的垄断优势^[99]迟早呈现摧毁资本流入国家经济安全壁垒的趋势，而国家权力失能之时，也就是国家政治经济地位衰落之日。据此，就国家权力而言，并不如西方经济学者所希望或曰主张的极尽全力将其限制在“最弱意义”之内。恩格斯早就指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又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早就不得不承担起对社会的领导”^[100]。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即使国家并不主张自己的权力扩张，客观的现实环境也要求国家必须使用经济权力，以保证民族的文化传承以及应有的经济安全。正如丹尼斯·朗所概括，“在所有形式的权力形态中，国家，按定义行使社会中的最终权力”^[101]。(www.daowen.com)

更为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叫喊自由竞争秩序的国家，恰恰是将自身经济安全视作高于一切的国家。这一认识对于当下中国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启示价值，在货币存量日益膨胀的今天，国家经济权力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这一作用的最直接体现，就是遏制日益猖獗的资金炒作，真正做到“去杠杆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论以“金融深化”为名的全球性赌资，还是以“民间借贷”为名的非法集资，已经绝不具有产业资本的任何属性，其最终所导致的，必定是交易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失衡，进而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