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国际经济权力结构，不过就是国内经济权力结构的延伸与扩展。其市场权力的形式，是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自由贸易秩序，而其国家权力的形式，是帝国主义主导的霸权主义政治秩序。从国际视野来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处于国际经济权力结构约束之中。

首先，就国际贸易秩序而言。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占据经济权力优势的前提下，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霸权地位，将有利于自身的贸易条件，以自由贸易的面目和共同发展的借口，通过由它们组成的主导性经济组织，强加于追赶型国家的贸易协定。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针对某一历史时期或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国家，强制同意类似“广场协定”^[55]的贸易条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贸易谈判桌上主张削减关税以及减少对产品的补贴，使它们的产品具有竞争的优势，但是相反在自己国家，它们却不愿意开放自己的市场，降低发展中国家占优的产品领域的补贴，这与英国近代的重商主义政策如出一辙。同时，发达国家往往设置各种壁垒，以知识产权的名义阻止本国的技术优势外流，却将“去工业化”后的劳动密集性制造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这一方面是为了顺应资本流动的本能，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既定国际经济秩序的延续。一旦国内就业压力提高或贸易逆差出现，就以“反垄断”、“反倾销”法案强制发展中国家接受制裁^[56]。“这些行径直接导致了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处于不利的一方总是发展中国家”^[57]。

其次，就国际金融秩序而言。正如列宁所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和托拉斯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58]。如果说以产业资本结构为先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呈螺旋式上升的话，那么以金融资本结构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投机”，客观上导致了世界经济呈波浪式下降的局面。所谓“国家悖论”、“市场悖论”、“制度悖论”等一切悖论说，均不及“资本悖论”^[59]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冲击来得更加直接而猛烈。其标志，就是产业的空洞化和市场的虚拟化。换言之，如果说，以1929～1933年为标志的经济危机是产业资本剩余引发产能过剩所导致，那么此次经济危机则完全是金融资本剩余引发资本盲目扩张所导致。这种扩张表现为货币在完成其作为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化之后，在逐利本能的驱使下，以“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为手段，使资本要素的“权力转移”完全“脱嵌”于社会生产的实体范畴，最终因投机资本市场权力的最大化，以产业空洞化和市场虚拟化为标志， “双重羁绊循环”累积效应同样体现于全球化市场和国际社会之中。当今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经济增长乏力而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其社会生产方式发展进程中特有的社会形态弊病，以市场与社会的客观矛盾，即效率低下和公平缺失对社会生产生活所构成的“双重羁绊循环”表现出来。美国对金融自由化和市场权力的默认与放纵，缘于其国际政治地位的考虑，这种考虑完全基于对全球各个国家经济权力的漠视与霸权主义的思维逻辑。“美国政客有限的视野和短视的政治眼界比其他国家的政客对体系的影响要大得多。过去15年的记录表明：在做出影响国际金融体系的某些关键决策时，历届美国政府更多地考虑短期国内利益，而不是关注建立一个健康、秩序良好、稳定的金融体系所带来的长期国家利益”，即使他们明明知道，“这种金融体系可以维持一个健康、稳定、繁荣的世界经济”^[60]。

希法亭指出，“金融资本所希望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它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能在世界各地进行干预，以便能把整个世界转变为自己金融资本的投资场所”^[61]。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以“金融自由化”为口号，不断强制发展中国家在推行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通过“金融深化”手段，开放资本账户。而当巨大的金融泡沫破碎之后，却竞相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62]，试图以此“洗掉”债务负担，转变通货紧缩状况。同时，以货币的自我贬值，刺激出口，抑制进口。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性的人为通货膨胀局面如出一辙。新近这一次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各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债务困境和就业压力，纷纷出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导致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强。(www.daowen.com)

再次，就国际政治秩序而言，相对于国内的软弱无能，美国的国家权力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却表现出毫不隐晦的霸权主义。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利用各种借口动辄诉诸武力，与标榜人权至上的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起，通过支持别国的街头政治、扶持反政府武装，直至直接武装干涉敌对国家的行径，已经构成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其通过战争巩固政治权力影响，进而以拓展市场权力边界的帝国主义本质，再一次暴露无遗。在帝国主义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永恒既定依附性政治经济格局，始终是垄断资产阶级的终极目标，尽管因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这一目标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霸权主义的思维定势和行为定势，却从未有丝毫的改变。这才是制度经济学中关于“路径依赖”问题的完整理解。

最后，就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而言，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从未表示战争悔过的日本，曾因其所拥有的“技术反转”^[63]优势，实现了战后经济快速增长，但是，作为当今美国的依附性国家，日本所体现出的文化背景与经济目的的巨大反差，始终构成日本的“偏执性”^[64]。之所以谓之偏执，意指其既不能在意识形态上融入西方的精神世界，又不能在客观上摆脱对西方的客观依赖。日本从来就不是一个包容性的国家，它善于模仿，但缺乏创新精神，善于学习，但只停留于手段。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日本从来就不具有政治大国的思维，这一点通过其罔顾对周边国家侵略历史的一贯做法就可以见证。自小泉纯一郎上台始，日本的制度选择，明显倾向于市场自由秩序，而这种倾斜，虽然使日本获得了极为短暂的活力，却失去了国际经济秩序最为核心的支点——国际收支均衡。因为，作为依附性国家，日本的收支均衡来自于美国的收支均衡，而美国的收支均衡，来自于国际资本市场的收支均衡，当资本市场危机爆发之后，传导机制之下的日本，必然爆发均衡危机。到了安倍晋三时期，其焦躁多变的经济政策，始终缺乏制度理性，已经无法令人确定到底应当将权力归于市场还是应当归于国家。截至2013年8月统计数字，日本国债达到1000万亿日元，而其提高消费税的政策可能在客观上打击了潜在的消费可能。恰在此时，日本政府与国民性中，始终深深隐藏的军国主义基因，再次复活，以“修宪”动机为标志，一系列以军国主义逻辑为导向的疯狂举动纷纷出笼。如果说英美国家对于国内经济形势所呈现出的是政府与市场之间钟摆效应的非确定性，那么，日本所呈现的则是战争与和平之间通过国际争端缓解国内政治经济压力的高度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