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4]。如前所述，大陆法系国家与普通法系国家最大的区别，在于对国家意志的认识，前者通常认为国家具有拯救社会的天职，市场只是实现政治意志的手段；后者通常认为国家是私人财富的掠夺者，应当将国家权力关进制度的囚笼。早在19世纪中叶，当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开始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学说倡导自由贸易秩序的时候，基于大陆法系传统的德国历史学派就提出了与英国贸易政策针锋相对的经济理论。与英国自由竞争秩序的说教相对立，德国始终坚持国家权力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作用，德国历史学派的各个著名人物，无不强调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李斯特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指出，“有些政治经济学理论硬要我们把国家的物质福利完全归因于个人生产，它完全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一切个人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国家的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的”^[25]。“英国一向的做法是劝诱别国遵守自由贸易原则，它自己则厉行禁止制度，到那个时候它就会采取与现在完全相反的商业政策，它就会不管外国保护制度的存在，而主动容许竞争；它就会主动把普遍实行自由贸易这一愿望暂时搁置起来，直等到别的国家不再害怕自由竞争的结果会毁灭他们自己的工业时为止”^[26]。李斯特甚至毫无顾忌地指责英国自由竞争秩序的虚伪，“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他伟大的同代者威廉·庇特以及所有在他以后在英国执政的人的世界主义意向的秘密，也就在这里”^[27]。在其著作中，干脆将政治经济学称为“国家经济学”。其后，德国旧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罗雪尔提出，“法律、国家和经济构成为独立的、仿佛是紧密联系的一个类别”，而这是由于，“人类在精神和体魄上的不完善”，因此，增进国家富强是一个主要课题；希尔德布兰德指出，“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是文明的婴儿和历史的产物”。所以，应该“把政治经济学改革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各种学说的总汇”。进入20世纪20年代，作为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的施穆勒提出，“没有一个稳固地组织起来的并且具备重要的经济功能的国家权力，没有一个作为其他所有经济中心的国家经济，就不能设想有一个高度发展的国民经济”。继之，桑巴特更是进一步明确道，资本主义经济原则（精神）的本质“在国家里面并且通过国家首先发生作用”^[28]。1940年，瓦尔特·欧肯明确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这种理念：虽然有必要达到并扩大一种法律秩序，但是一种适用的自然的经济秩序是在发展中自发地形成的”^[29]。这是针对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所谓自由竞争秩序对各国经济发展和世界贸易体系强制性输出的根本性否定。

在自由主义完成了本国的自由市场秩序构建之后，出于资本主义发展本能，自由贸易学说成为自由主义向世界市场扩张的思想武器。正如马歇尔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自由贸易学说本身，实际上就是英国国家利益的规划书^[30]。通常认为，马歇尔作为静态资源配置学说的鼻祖，对于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秩序的解释，应当是其论著的题中之义，这一点确实存在于《经济学原理》的字里行间。但是，出现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附录中的一段话，足以证明他对自由贸易学说在给1914年之前的英国带来极大收益，而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同时，并不一定适用于当时的德国和美国，“总的来看，近代大陆所曾做的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工作是在德国。在承认亚当·斯密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德国经济学家首先被他们所认为的那种岛国褊狭性和李嘉图学派的自信所激怒。他们尤其不满的是英国自由贸易主义者所作的那种假设，即就一个像英国这样的工业国家所确立的命题可以原封不动地搬到农业国去。就英国而论，忽视了自由贸易的间接效果，也为害不大；因为它们基本上是有益的，并从而扩大了直接效果的影响。但是在德国，尤其在美国，自由贸易的许多间接效果是有害的，这些害处超过它的直接利益”^[31]。

恩格斯对于近代英国的自由主义贸易政策，曾给予高度的关注，并且提出了极富远见的分析结论。他指出，英国在国内市场上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在国外市场实行自由贸易。由于两种制度的巧妙结合，到1815年战胜拿破仑后，英国就已经成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世界贸易的实际垄断者。但是，随着这种垄断性发展的不断推进，英国日益感到作茧自缚，由于征收原料税，英国商品的价格被迫提高；由于征收食品税，劳动力价格被迫提高，这就导致英国的竞争优势出现疲弱之势。“于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重农学派及其英国继承者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学说，就在约翰牛的国家里流行起来”。1846年，英国废除了《谷物法》；1847年，英国的工业资产阶级以大陆各国向英国自由输入谷物的权力为交换条件，要求让英国的工业产品自由输入大陆各个市场。伴随谷物税和其他原料税被废除，“自由贸易成了风行一时的口号。当时英国工厂主及其代言人即政治经济学的下一个任务是，使其他一切国家都改信自由贸易的宗教，从而建立一个以英国为大工业中心的世界，而其他一切国家则成为从属的农业区”^[32]。这一分析的启示意义在于，它深刻地揭示出所谓自由贸易秩序，不过是帝国主义经济权力谋求世界霸权的工具，与所谓自由竞争秩序的说教完全相反，近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始终固守的是经济权力的霸权地位，这一霸权建立在唯资本主义市场权力意志而动并不断通过强权手段拓展市场边界思维定势的基础之上。英国所采取的对内对外政策，确实为其创造了巨大的回报，19世纪成为英国的“黄金时期”，它占据了较之本国大111倍的殖民地，总面积达到3000万平方公里，24个时区均有其领地，故称“日不落帝国”，而英国所构建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成为“不列颠治下的和平”。

如前所述，大陆国家与英美国家最大的区别，在于对国家意志的认识，前者通常认为国家具有拯救社会的天职，市场只是实现政治意志的手段；后者通常认为国家是私人财富的掠夺者，应当将国家权力关进制度的囚笼。但事实上如我们所知，任何一种权力始终应当存在于制衡的状态之中，这一点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得到了充分认知与实践，而在西方世界以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日本，对国家权力与市场权力关系的认识，却经历过惨痛的教训。

自1870年开始，德国有意识地按照李斯特的理论开始进行对自身有利的贸易实践，一方面，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实行对本国经济的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利用英国尚未彻底关闭的自由贸易大门，凭借化工等新技术的突破形成的强劲的工业竞争力，反过来大举占领英国市场。1896年，英德之间的产业竞争力和贸易结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逆转。恰于此年，英国人撰文《德国制造》，对本国竞争力地位，得出了全面堪忧的结论^[33]。

到19世纪末，英国失去了世界产业领先者的地位，英国在世界制成品生产的份额，从1870年的31.8%跌至1896～1900年的19.5%，而同期美国的份额，则是从23.3%升至30.1%，德国的份额从13.2%升至16.6%。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份额方面，英国从1883年的37.1%跌至1913年的25.4%，而同期美国的份额则从3.4%升至11%，德国的份额从17.2%升至23%^[34]。正是由于出现德国这样的国家，使西方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德国倾尽举国之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迅速的发展。致使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帝国，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如昨日黄花，风光不再。

基于国家经济学传统，德国自俾斯麦时代就一直强化国家权力对市场经济的主导性地位。而垄断资本的出现，使李斯特的国家主义学说由自我保护性权力形态向战争性权力形态转化^[35]。按照卡尔·波兰尼的观点，由英帝国主义所主宰建立起的所谓自由经济贸易体系，导致社会的反向运动，其直接结果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以及法西斯主义登上历史的舞台。到纳粹德国时期，国家权力的主要目的在于“限制”生产过剩，其实质在于促使垄断性产业组织的生产活动逐步“倒退”回市场所需要的数量。这种对市场权力的绝对控制，在扩大垄断组织权力、固定价格和组织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强化了帝国主义所特有的政治上的寄生倾向和经济上的马尔萨斯主义倾向^[36]。正如列宁所指出，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本质，是为了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与英国的海外投资取向相反，德国并不具有英国那样的海外直接投资的“垄断优势”，它也不具备大量的殖民地作为产品倾销的途径，因此，将“垄断优势”国内化，是纳粹党执政的基本理念。通常认为纳粹帝国实行极端专制的社会主义，但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希特勒政权是要竭力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尽可能地不实行国家对垄断资本的控制^[37]，换言之，“国家的权力，便以法西斯主义同资本——特别是最重要的重工业垄断资本——的空前密切的联盟为基础而重新建立起来”^[38]。在纳粹执政的12年中，纳粹德国国家指导的经济计划，是使金融业逐步成为国家的主要债权人^[39]。1932年，银行、保险业的固定收入占全国固定收入的27%，到了194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57%。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通过银行体系，不断强化德国工业中的卡特尔和托拉斯形式，1933年，法令允许国家建立强制性卡特尔。1932年，84%的股份制企业的资金被纳入托拉斯体系，1935年，这一比例达到90%。1933年至1938年的5年间，德国工业资本集中数量从66亿马克增长到150亿马克。这些政策使德国的工业发展迅速，如以1932年的100为指数，1939年6月的指数是225，德国的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1%，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40]。纳粹掌权以后，德国失业人数从1932年的557.9万人，下降至1933年的473.3万人，1934年进一步减少至265.7万人。而1933年1月，时任总理希特勒在递交总统兴登堡的4年计划中，明确规定：通过大规模和高速度发展军事生产，消除失业现象^[41]。

经济快速增长，就业形势看好，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各国，无疑是令人艳羡不已的辉煌成就，这一点通过1936年德国举办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得以充分展现，以至于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德国绝不会发动战争机器，以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42]。但伴随1939年9月1日德国公然入侵波兰，英法的绥靖主义政策彻底失败，人类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

审视纳粹德国经济史不难看出，实际上，纳粹德国是通过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国债，为其经济政策募集资金的。它通过政府订货开拓商品市场，通过借款开拓资本市场。而短期行为之后，必须为德国找到实际存在并将长期存在的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否则，纳粹德国只能通过增加货币投放量来消减债务，而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政府倒台，因为如我们所知，自1919年1月至1923年12月爆发的通货膨胀，导致德国魏玛政府统治时期的物价指数上涨了4815亿倍，1美元可以兑换42000亿马克^[43]。尽管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更多来自作为战胜国的协约国家对德国的巨额战争索赔，但魏玛政府对通货膨胀表现出暧昧的态度，一方面极力安抚混乱动荡的社会，另一方面又欲借通货膨胀之力“洗掉”债务。前者招致社会的普遍诟病，而后者加剧了战胜国对德国的压制，从而形成纳粹主义得以滥觞的起点。因通货膨胀起家的纳粹政权对通货膨胀与执政危机关系的认识，具有非比寻常的敏感与恐惧。能够做到国家债务与通货膨胀风险保持均衡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以“复仇”为指针的战争。只有通过战争，完成领土的扩张，为垄断资本的工业生产找到原料基地和产品市场，才能够抵消国家经济风险。而战争储备，并不像纳粹党所吹嘘的“德国实行的大炮加黄油计划”，而是，大炮加黄油的“替代品”，即为了战争储备，德国民众并没有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这一点通过1939年与1932年的消费品增长比例便可略见一斑。在吞并了奥地利、苏台德和捷克等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地区之后，德国的地域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加，而消费品比重只增长了45%，扣除维护企业利益所提高的批发价格上涨的25%，再扣除零售利润空间的10%～15%^[44]，真正意义的消费增长几乎并不存在。也就是说，纳粹德国实质上是以劳动大军的低消费水准为“代用品”，换取帝国的军事储备的。这丝毫不能体现出“民族社会主义”任何合理的成分。

至于进入战争阶段以后，第三帝国军事权力的肆虐横行，所造成人类社会的巨大灾难，本书不再赘述。值得关注的是，在法西斯主义占据权力顶峰之初，更多得到的，是破产的资产阶级以及下层阶级民众对其狂妄叫嚣所产生的强烈共鸣，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都曾经是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的强有力支持者。而德国纳粹分子在新教教区的势力较之天主教教区更强大，这已经完全不能够简单地以宗教背景和法系背景加以解释。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意大利法西斯还得到了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的支持，而德国纳粹在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因素之前，首先在大学的选举中赢得了胜利^[45]。曾经有学者哀叹，不能相信产生过伽利略、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意大利，以及产生过黑格尔、康德和歌德的德意志民族，为什么会使法西斯主义占据了国家权力的中心。唯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是，一旦社会正义等同于极权法则，在不平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下一切受苦最深的人，必然将自己民粹主义的梦想，交付法西斯强权，并自觉成为统治阶级的军事工具。如果希特勒的追随者们如时任德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恩斯特·台尔曼一样对纳粹具有清醒的认识，他们绝不会忘记这位反法西斯斗士的忠告，“谁选择兴登堡，就是选择希特勒，谁选择希特勒，就是选择战争”。(www.daowen.com)

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历程，即是其自明治维新以后，逐步走向“富国强兵”道路并开始侵略亚洲邻国，给亚洲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历程。19世纪80年代，在系统学习考察了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之后，日本政府决定依据德国模式构建其政治制度，“全力引进的是作为德国社会科学基石的德国经济学。同时，英国经济学以及所有英国保守派社会科学的影响一起式微了”^[46]。这一选择使日本在极力摆脱中国的政治文化影响之后，完全皈依于德国的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路径，其根本原因在于，德国与日本同处帝国主义发展的第二序列，对英美等国所倡导的所谓自由秩序具有天然的敌视和攻击欲，而日本在一战期间对德宣战，在二战期间又成为德国的盟国，完全是基于对帝国主义在东亚势力范围的觊觎，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军国主义本质，据此暴露无遗。

就日本国内而言，在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成为军事立国的暴发户。本来兼具中央集权和资产阶级革命双重光环的明治维新及其所奠定的日本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愈来愈呈现为以军阀政治为标志的武力扩张本能，以至于进入20世纪30年代，出现年轻激进的下级军官通过发动兵变影响政坛决策的“下克上”现象^[47]，而这一现象，最终成为日本军阀建立“举国一致”内阁，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摆脱经济危机压力的工具。

“殖产兴业”的经济政策，使日本在极短的时间内，走上工业化道路，尽管经历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但农业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始终占据主要地位，达到34%，而工业比重仅占26.7%，以生丝生产为代表的轻工业产值一直高于重工业和化工产业。这就导致日本的经济结构始终是偏斜而脆弱的，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导致日本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1931年前后，股票价格和货品批发价格分别下降40%和30%，日本纺织行业生丝原料价格下降50%，农民养蚕收入下降70%。仅1930年一年，日本破产企业达到823家。1931年3月一个月内，774家银行中的58家宣告破产或停业^[48]。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日本朝野、在野人士，纷纷提出仿效德国纳粹主义或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统制”，其中，北一辉^[49]、岸信介^[50]的思想观点和实践，都对日本军国主义政治经济政策的出台，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而近卫文麿的法西斯主义经济纲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肆虐横行提供了“合法性”。在其所组建的新内阁上任伊始，将日本“大陆政策”和“国际主义”的使命界定为日本大和民族的生存权利，而实现使命的办法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资源的自由以及为开发资源使用劳动力的自由”，这是典型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叫嚣。为配合日军军事行动，近卫将七七事变视为“华北经济开发”的绝好时机，随之成立以通过战争手段谋求市场拓展的国民经济军事化“企划院”，先后出台《重要工业统制法》、《军需工业动员法》，为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武汉会战等全面侵华战争提供战略物资储备。1937年11月，组成包括首相在内指导战争的大本营。为了与英美帝国主义所确立的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相抗衡，近卫提出“排除英美本位和平主义”的“大东亚新秩序”主张，并于1940年9月27日，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了“轴心国”协议。

撇开日本政客的言行，日本军部在其军事文件中，对经济问题的论述，堪称世界经济史中最具帝国主义本质的“活教材”。1934年，在关东军通过“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并进一步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时，陆军部发表《国防的本意及其强化的提倡》（也称“陆军手册”），明确提出“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的口号，并对经济问题提出论调如下：（1）当前日本所面临的最重要课题是拯救农业，国民应当抛弃个人主义的狭隘观念，树立全局经济思想，并为实现大日本帝国的理想建立能够发挥强制作用的经济机构。（2）就“总体战”体制而言，当前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能力过小，军费预算过低，在战时状态下必须改变现有的经济组织。（3）“总体战”体制必然触及经营自由、契约自由等资本主义的基本市场原则，有必要通过军事动员对国家经济实施统制。该著的出版，在日本国内激起巨大的反响，日本国民，特别是农民等中低阶层，对其中的观点表示了极大认同^[51]。

如前所述，日本的产业结构，建立在农业和以生丝原料生产为标志的轻工业基础之上，这种脆弱的经济基础，在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面前，所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是不难想象的。为了维持既有的经济利益和国家权力，通过武力扩张寻求生产原料，进而打破英美既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以促进本国产能，维护社会秩序，是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摆脱经济与社会危机的唯一选择。如果说德国纳粹主义的军事动员和战争准备，首先建立在恢复经济秩序，规范市场行为的基础之上，从其摆脱经济危机的经济政策及其实践中，尚能多少看到一些国家权力与市场权力相互协调的影子的话，那么，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复苏手段，则完全都是赤裸裸的侵略与压榨。换言之，德国纳粹多少是在兑现了一些对德国人民关于拯救经济，恢复民生的承诺之后，才开始用大炮重新丈量国家的边界，而日本军阀与政客则从一开始，就彻底否定了市场权力的选择，直接以对中国的侵略完成了“国民精神的总动员”。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各个方面的高度一致性，体现的是日本在战争选择和武力扩张方面，更加具有穷兵黩武和贪得无厌的国民一致性。这一点与近代以来日本军事立国的发展道路，富国强兵的立国之本，以“脱亚入欧”作为文明开化的起点，以至于盲目追随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特别是近代中日甲午、日俄战争胜利所导致的全体国民暴发户式的意识形态，有着极其复杂的内在联系，对日本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走向，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52]。从某种意义上说，近现代日本国民、甚至在当代部分日本国民的民族精神之中，始终流淌着“国家权力=武力扩张=市场秩序=经济增长=国民财富”的肮脏血液，这与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完全背道而驰，质言之，日本通过帝国主义战争完成了国力的增强和资本的原始积累，但在文明形态上所呈现的却是彻底的反人类性质，而一个以侵略战争的死魂灵作为祭奠对象的民族，也将永远把自己置于人类正义的审判台前。

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正如我们前文所述，所谓纯粹自由的市场权力以及自由贸易学说，不过是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家强加于后进国家的经济秩序，而国家主义学说的歪曲与滥用，不过是德日等国家针对既定秩序的错误能动。我们应当充分地认识到，任何形式的经济增长以及单边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只要违背了人类正义的基本原则，都是必须加以理性分析并认真反思的。

回顾历史，一个毋庸置疑的结论是，对于国家权力的认定与服膺，主要源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指导性作用。但是，既定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才是德国日本等国最终走向国家极权道路的最重要原因。换言之，英美等国的霸权主义秩序，是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处于追赶性地位的国家对自由竞争秩序和自由贸易秩序所做出的被迫性能动反应。当然，德国和日本出于帝国主义领土扩张和世界市场的争夺目的，先后两次发动世界级战争，其非正义性和反人类性质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霸权主义豢养了吞噬自己的恶魔，英美貌似公正实为霸权的所谓自由贸易秩序，在客观上成为导致世界规模战争的主要根源^[53]。德国的纳粹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实质上是以牺牲人类和平为代价，对帝国主义世界市场瓜分既定秩序的挑战，当垄断资本主义将市场权力极端为国家权力，当国际经济秩序转变成为帝国主义军事秩序，任何经济增长的本质，已经完全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最基本的伦理底线——社会正义。

经济增长的本质根植于国家与社会之中。国际竞争和国家政策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而隐藏于自由放任的市场权力背后的真相，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在通过推动贸易和生产来征服领土并移植制度，以帮助自己国家的公民获得优势。这一点在布罗代尔以及许多经济发展历史的论述中，都有所体现，即西方世界的兴起，是经济、政治、法制、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最大的错误莫过于硬说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经济制度”。其实，资本主义是社会组织的寄生物，它同国家这个始终碍手碍脚的庞然大物几乎势均力敌^[54]，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相互依赖关系，会自觉地强化资本对国家的依附性。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国家权力从未被市场权力所替代，这一点在国际经济秩序的背景之下，表现得更为突出。而旧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生成与替代，无不经历残酷的战争与流血，在西方各国以及东方的日本崛起的路途上，无不充斥着肮脏与黑暗，以至于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终极目的，始终抱有恐惧和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