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竞争秩序观和自由贸易论，来自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对国家职能的基本认定，其思想精髓首先是“经济人”对“守夜人”的决定论。亚当·斯密在其古典政治经济学名著《国富论》中对国家的作用和政府的动机表示极大的怀疑，在“自私的动机、私有的企业、竞争的市场”这个自由制度的三要素基础之上，规定了国家的三个任务：提高分工程度，增加资本数量，改善资本用途。进而限定了政府的三项义务，保护社会，使之不受侵犯；保护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使之不受其他人侵犯；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设施。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以亚当·斯密理论继承人自居的让·巴蒂斯特·萨伊提出，“生产活动总是能够创造出足够的需求来吸收掉所有生产出来的商品”，这就是著名的萨伊定律。但是，历史的事实充分表明，这完全是一种闭门造车式的自说自话，经济权力自其诞生起，就是以市场—国家的混合权力形式，对经济增长发挥主导性引领作用。

我们的分析，从布罗代尔的一段颇具讽刺性的描述开始。在阐述工业革命的缘起时，对英国和法国的工业革命先机问题，他是这样描述的，“至于法国，工业进步的征兆在18世纪是清晰无误的，技术发明一个接着一个，基础科学至少与英国的基础科学一样出色。可是，决定性的步伐是英国迈出的。在英国，一切都是自发进行的，宛如天造地设一般”。^[1]在我们所读的历史教科书和经济学教科书中，仿佛也是如此。一般认为，1750年左右，以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开始，人类进入蒸汽时代，技术革命所带动的产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而这一切，似乎与国家作用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政府充当的只是“守夜人”，其他任由看不见的手去完成。自由主义的说教就是这样开始并传承的。

但“历史的真相是，从毛纺织业、麻织业、丝织业，到棉纺织业，英国一直依赖于政权的干预和保护，长期不懈地通过非经济的和经济的、非市场的和市场的各种手段，采用贸易双重标准和不对称竞争手段，致力于培植自己的产业优势，提升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甚至工业革命本身都是通过贸易壁垒设置和经济政策管制而催生出的一个结果”。^[2]英国赢得经济增长和比较优势先机的根本原因，绝非是因其具有资源禀赋优势，也非因其坚持国际分工秩序，政府更不是任由市场那一只“看不见的手”自由挥舞。诚如布罗代尔所言：“资本主义只有与国家连成一体的时候才能获胜”。

通过解读工业革命的历史，不禁使人产生困惑，毛纺织业是英国的优势，这也是英国“圈地运动”的起因。而棉纺织业是其弱项，但为什么工业革命的标志物却更多与棉纺织业有关。答案在于，是英国的国家权力催生了这一局面，换言之，尽管具有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多重原因，但英国的贸易保护政策，无疑是工业革命的催化剂。1700年英国颁布法律禁止棉布或棉纺织品的输入，但是并未禁止本国棉布的生产。1721年又颁布了进一步刺激通过进口原棉进行规模化生产的国内棉纺织业法令。由此造就了工业革命的摇篮。^[3]以1733年约翰·凯发明飞梭为标志，英国正式进入了技术革命时代。飞梭导致织布速度加快，促使多锭纺纱、水力纺纱、走锭纺纱机械出现，而纺纱速度加快，又促使力织机等水力、马力的织布机械革新。这种你追我赶式的技术交替进步，最终引发詹姆斯·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进，最终催生了英国冶金、煤炭、交通和通讯等产业领域的工业革命。与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相对应，我们以一个极小的例子，可以充分地证明英国国家权力的无孔不入。为了保障伦敦8000名制帽工人的就业以及制帽产业的发展，伊利莎白一世时期曾经颁布一项法令，专门规定“在每个星期天和圣日，除少数例外者，凡六岁和六岁以上者，每人都应头戴一顶完全在英国织造的帽子，如有违犯，每次罚款3.4便士”。^[4]它充分揭示出当时的英国政府为了刺激消费、垄断市场竟然对如此细小的国家权力都煞费苦心，则无须赘述，近代英国的市场权力完全是在国家权力的积极引领下获得的。质言之，是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获得的，而国家权力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充当的，绝不是“守夜人”，而是“领跑者”。

当英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始终奉行的不是自由贸易政策，而是重商主义政策。它所做的无非是两条，其一，限制殖民地工业生产，而以极低的关税进口工业生产的原料，以降低生产成本，利于产品的对外倾销；其二，凡是自身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和产品，极力推行自由贸易原则，凡是自身不具或欠缺竞争优势的行业和产品，则通过进口替代政策和贸易保护措施限制进口。这种双重标准曾经激起英国殖民地和贸易关系国家的极大不满。

作为贸易资本主义的典型，荷兰既是英国的老师，也是英国的对手，它们长期为争夺商业霸权激烈竞争，自北美地区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原本“孤寂、偏狭”的岛国，陡然占据了地理位置的优越性，这是英国逼迫荷兰交出贸易主导权力的强有力武器。可以说，早在英国成为一个典型的工业国之前，它早已是一个贸易大国。在1651年“航海条例”和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以苏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作为自己对内对外政策的两个支点，开始其市场整合和对外贸易战争。英国政策在18世纪的胜利，同时也是重商主义的胜利。^[5]

所谓“航海条例”，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于1651年颁布实施的为适应殖民地体系需要，同时针对荷兰海上霸权的法令。它禁止一切外国船舶将非其本国所产的货物输入英国。亚洲、非洲、美洲与英国各港口间的贸易，完全保留给那些在英国建造的、属于英国船主的并由英国船员装配的船舶。该条例经多次修改和补充，是英国重商主义政策的典型代表。(www.daowen.com)

1688年的“光荣革命”对于近代英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彻底解决了英国的主权问题和宗教问题。首先，“既然是议会创造了国王，主权当然在议会”。其次，国王利用种种手段企图恢复并加强天主教的计划，被新教势力彻底粉碎。从此，英国逐渐成为君主立宪的国家。而作为这场革命中坚力量的英国商人和金融阶层的阶级联盟，不久就得到了新型政体的鼎力回报，其最著名的标志，是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和东印度公司的组建。

事实上，早在1600年，东印度公司就已经成立。但在“光荣革命”之后的1773年所通过的东印度公司法案，使得英国议会对公司的管理和经营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它明确了议会对公司的主权和最终控制权力。而公司代表政府对印度的行政管理成为英国公务员制度的原型。东印度公司的经营曾导致了两次影响世界历史的战争，其一，1773年，因获得议会特许，公司垄断北美殖民地的茶叶贸易，导致北美“波士顿倾茶事件”，最终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其二，至1838年，对中国的鸦片输入已经达到1400吨，尽管中国输出大量的茶叶、丝绸和瓷器，仍然难以阻滞巨大的贸易逆差，清政府不得不派出钦差大臣林则徐禁烟，而英国所谓的报复性军事行动，就是著名的“鸦片战争”。

如果说英国对其追赶型对手尚需以自由主义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话，那么它对于相对弱小或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则完全依仗“船坚炮利”了。

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利用拿破仑征服埃及的失败，成为埃及的实际控制者。阿里以建立独立的多样化经济为目标，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绩。但是，英国凭借赤裸裸的武力和威逼，使埃及成为主要依靠棉花等单一农作物出口的国家，而在英国主导之下的铁路、电讯、港口和运河建设，不过是英国经济霸主所御用的工具。埃及最终成为只向英国出口农产品并依赖于英国进口工业品的依附性国家。贡德·弗兰克在其《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中，就英国对拉丁美洲独立国家以及埃及、印度、中国和奥斯曼土耳其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所实施的非工业化政策及其过程，给予了详实而充分的描述：仅以关税为例，英国以及最惠国待遇的其他工业化霸权国家，在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规定上述最终沦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税，不得超过货值的5%，在这种关税之下，单一性农产品和资源出口根本无法与财富掠夺性工业品进口实现均衡，无法逆转的贸易逆差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对任何经济依附性国家而言，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无异于痴人说梦。“毫无疑问，19世纪强加给第三世界的经济自由主义是解释第三世界工业化延误的一个主要因素”。^[6]在古典时期和近代早期，资本主义盈利的重点集中在政治主导的“帝国主义”利润上面。今天，资本主义又重新朝这一方向发展。一国权力范围的每一点扩张都会潜在地增加相关资本主义事业获得利润的可能。^[7]

通过上文不难看出，资本主义在宗教秩序的庇护下，方才得到了巨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但是，与自由主义说教完全不同的历史事实是，在西方经济增长的每个过程中，国家权力从未退出，换言之，西方经济增长是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的混合产物，资本主义是依附于国家权力，才完成工业革命和帝国主义所谓自由贸易竞争的。基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传统，自由主义学说罔顾历史事实，突出市场权力对市场的主导作用，否定国家权力在经济增长的引领作用，实质上是将市场的运行法则变成为社会的运行法则，将某一国家的经济权力扩展为世界政治经济霸权，这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经济权力认识，既是对社会生产方式客观事实的错误认识，也是对社会生产方式客观事实的虚假掩盖。如果说限于历史局限性的亚当·斯密，不可能揭示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国家权力与市场权力的混合才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动力，那么，其后期的以“经济人”假设为硬核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完全将自身的学术道德，依附于其自身所极力贬低的“守夜人”，并甘于沦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工具，据此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何将西方主流经济学视为庸俗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