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看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立论基点是，效率与公平原则，所要求并不是二者的“兼顾”，而是二者的“融合”，这是包容性增长与传统经济增长最具本质性意义的分水岭。

效率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市场得以存在、不断发展并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在于效率的体现。而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与私人权力所代表的自由秩序市场，被描述为经济行为主体积极性、创造力在效率方面最现实的体现，但是，如前所述，纯粹一般意义的市场，从未以客观事实的形式存在过，市场作为国家诞生与发展的依附，直至寻求摆脱国家权力的控制和影响，不过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罔顾事实的假说而已。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单一依靠市场机制，并不能体现社会成本视域下效率与效益有机结合的原则。不论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如何矢口否认，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诉求。如前所述，部分西方学者不惜牺牲这一诉求，以维护市场权力的威权地位。但是，正如卡尔·波兰尼所指出，“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46]。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是每一个国家存在合法性的最基本原则，凡是背离这一原则的统治者，无不为历史所淘汰。据此，国家权力介入社会生产生活，以达到权力的制约与均衡，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秩序的必然选择。遍览东西方经济发展历史，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与市场对于国家效益方面的作用机制一样，国家对于市场效率方面的作用机制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一点不论是普通法系国家抑或大陆法系国家，都是如此。

人们通常认为，国家权力对市场权力的均衡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所谓“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但正如前文所述，“战后共识”将欧洲国家带入“福利国家”时期，其根本的出发点，就是试图通过市场与国家权力的共同作用机制，达到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双赢局面。到20世纪60年代，福利国家的经济政策遍及欧洲社会各个领域，即使非福利国家的美国，也不得不采纳一些有利于社会和解的经济政策，资本主义的经济权力结构进入自我调整阶段。但是，当今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发展现实状况是，福利国家的宗旨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系统固有存在的过度积累、经济周期和无节制的技术革新，与福利国家规制（Regulation）结构所导致的经济动力匮乏、工团博弈和整体效力、效率困境本质上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样，就形成了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依赖于福利国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而福利国家令人尴尬的秘密在于：尽管它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影响很可能是破坏性的，然而废除福利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47]。以经济权力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内卷化为标志，福利国家在“双重羁绊循环”效应下，赢得的是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双重失败。而包容性增长研究者不得不直面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如何避免这一局面。

经过分析，即可看出，效率与公平，并不具有一般逻辑意义的对应关系，效率的对应应当是非效率，公平的对应应当是不公平。将效率与公平这两个本不相关的概念置于一个语境之下的根本性原因，在于社会成本。即基于社会价值评判的视角，所反映出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两个关键性因素。如果说效率与公平是一辆自行车的两个轮子，那么，将之联系在一起的链条，就是社会成本分析框架之下的——经济权力结构。通过前文所述外部性市场的合理竞争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基于社会成本控制和发展需要的目的，国家对市场发展的引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人们很难将国家权力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机制，简单概括为是出于社会公平公正的目的，因为，在垄断与竞争的博弈中，最终胜出的，是经济权力均衡。同理，冻结化市场所一味追求的国家经济权力全能，冀图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体制和人民群众的高度热情，从根本上解决发展效率与社会公平问题，但限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条件，形成社会发展动力的阻滞，最终输掉的，还是经济权力均衡。

图5.5为我们形象地揭示出，在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融合的基础上，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并不是通过“兼顾”而是通过“融合”与权力（权利）共同构成和谐包容的经济权力结构。三者互为作用，互为结果。我们以市场经济中最为敏感的话题，分配正义为例，说明这一结构的现实意义。

图5.5　效率与公平的融合

图5.6　库兹涅茨倒U曲线

与图5.5所揭示的原理不同，就分配正义而言，图5.6所描绘的传统经济增长逻辑可以体现在这样一个比喻，“用一把锋利的刀切一块蛋糕，无论各片多么不均等，只要是这块完整的蛋糕被消费了，产生的就是帕累托最佳分配；而用棒球球拍猛击开蛋糕，则产生不了帕累托最佳”^[48]。其本质含义，就是只有通过“蛋糕做大”，才能解决分配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认同市场权力及其承载的自由秩序对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个人以最大化的发展空间，就不可能否认现实的经济增长结果实际带来的负效应。因为伴随资本驱动的经济增长，人的价值不论是从实际收入回报抑或是发展机会均等，完全有违于社会公平的价值判断，经济增长并没有创造所有参与者的财富累进，反而在客观上扩大了相对方面的收入差距。之所以言之为相对方面，是个人相对于市场参与的经济权力，不仅没有提升，反而有所下降，甚至日益呈现末位淘汰的趋势，也就是说，不仅结果是不公平的，甚至机会也是不公平的。其所反映出的权力与权利的不对称，已经不是效率与公平博弈的问题，而是整体经济权力结构必须加以改造与革命的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认为效率与公平是相互矛盾的，即追求效率就无法兼顾公平，追求公平就无法体现效率。市场主义者将此观点奉为圭臬并不足为奇，因为他们自始至终都坚定地认为，人的自然属性决定自然选择，自然选择决定自然秩序，自然秩序决定市场秩序，而社会属性与社会选择以及社会正义，是完全不存在或曰因为与市场原则相违背而根本不必考虑。国家主义者则反之，认为社会属性决定社会选择，社会选择决定社会秩序，社会秩序决定市场秩序，市场体现效率，社会体现公平，公平原则优先于效率原则，否则就无从体现社会选择与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就包容性增长对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的要求而言，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市场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都是将效率与公平，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硬性割裂开来，分别站在经济权力各自的边界自说自话，丝毫没有意识到，不体现公平原则的市场是不可持续的市场，而公平原则在市场机制中最突出的体现，是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融合；不体现效率原则的社会是不可能发展的社会，而效率原则在社会价值中最突出的体现，还是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融合。

【注释】

[1]这一词汇源自美国吉尔茨、黄宗智和杜赞奇对中国明朝农业经济、近现代政治停滞衰败的系列研究。笔者认为，曼瑟·奥尔森对此概念的阐述，是基于其“分利集团”的界定，其国家的衰落与既得利益集团密切相关的结论，对经济权力结构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见【美】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涨和社会僵化．李增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第118页．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4]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283页．

[5]【瑞典】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托克维尔的政治经济学．李晋，马丽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421～422页．

[6]【美】斯蒂芬·杨（Stephen Young）．道德资本主义．余彬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4月版第240页．

[7]【德】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福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7月版第149页．

[8]何自力，张俊山，刘凤义．高级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22页．

[9]罗志如，厉以宁．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3页．

[10]13世纪英格兰君主爱德华一世对苏格兰的暴政，曾激起该地区的农民起义，而起义领导者威廉·华莱士的英雄史诗，在英国的流行程度，仅次于圣经。1996年，威廉·华莱士的故事再掀波澜，因梅尔·吉布森的电影《勇敢的心》（Brave Heart）而使其成为家喻户晓的英国传奇人物。

[11]Pollard，Sidney：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26．No．4（1973）

[12]【美】彼得·霍尔（Peter Hall）．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刘骥，刘娟风，叶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69页．

[13]【英】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文明．曾贤明，唐颖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291页．

[14]【美】彼得·霍尔（Peter Hall）．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刘骥，刘娟风，叶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297页．

[15]爱德华·柯克爵士（1552～1634）是英国普通法奠基人，著有《英国法总论》（共四卷）。

[16]普列汉诺夫．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王荫庭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1页．

[17]一种谋求在市场与生产组织之间“辩证结合”的理论探索。

[18]李旭章，龙小燕．英国地方财政改革中“人头税”政策成败分析．财政研究［M］，2012年9月版第71页．(www.daowen.com)

[19]2011年5月，美国国债达到14.29万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而这一纪录是美国国家信用的极限。

[20]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1937年7月12日-）法国前总理。

[21]【美】热拉尔·罗兰（Gérard Roland）．私有化：成功与失败．张宏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49～50页．

[22]英国经济学家W．贝弗里奇继承了约翰·穆勒的功利主义福利学说，于1942年向政府提交《贝弗里奇报告》，首次明确地阐述了福利国家思想。

[23]【英】马丁·鲍威尔（Martin Powell）．理解福利混合经济．钟晓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2页．

[24]【美】约瑟夫·奈（Joseph S．Nye）．权力大未来．王吉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3月版第113页．

[25]由赫希曼和罗思奇尓德于1973年提出，指的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不平等程度的忍耐力。

[26]这一点在当下中国已经显现，以至于全社会似乎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综合症”，甚至是“狂躁型精神病”的状态。其所体现出的暴戾乖张，完全是国民普遍的“权贵目标依赖”与巨大的社会现实反差所致。而其化解之道，就是规制既得利益集团诉求，将市场权力控制在整合社会公众意志的国家意志之中。

[27]【英】亚当·斯密（Adam Smith）．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9～11页．

[28]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11页．

[29]杨春贵等．马克思主义著作选编：甲种本（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319页．

[30]【法】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m）．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4月版第219页、第227页．

[31]【美】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应该读点经济史．李淑萍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330页．

[32]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B．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67页．

[33]【法】保尔·芒图（Paul Mantoux）．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陈希秦，吴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7月版第24页．

[34]【美】罗伯特·A．索洛．组织结构、技术进步和政府的新任务．引自【美】马克·R．图尔，沃伦·J．塞缪尔斯（Marc R．Tool and Warren J．Samuels）．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第二版）．张荐华，邓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2月版第251页．

[35]【美】保罗·斯威齐（P．M．Sweezy）．资本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陈观烈，秦亚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6月版第129页．

[36]【意】阿瑞基（G．Arrighi）．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版第10页、393页．

[37]【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戴睿，易诚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250～255页．

[38]【日】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景文学，夏占友译．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135页．

[39]但是，由于日本没有从根本上将技术的模仿能力转变为自主创新的能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技术优势再一次回归美国。对此，日本政界曾经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攀登新高峰”的理念。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而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就意识形态而言，这是一个特别能够说明日本国民性的提法，“攀登新高峰1208”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向突击编队司令南云忠一海军中将发出的进攻珍珠港的命令。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40]直到20世纪30年代，电车才成为天津最受欢迎的公共交通工具。据统计，天津人均年乘坐电车次数为52次，高于上海的38次和北京的17次，成为全国电车乘坐率最高的城市。引自刘海岩．电车、公共交通与近代天津的发展．史林．2006年第3期、第20～25页．

[4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12月版第175页．

[42]【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2月版第549页．

[43]黄宗羲，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其关于农民税赋的研究成果，被当代学者秦晖概括为“黄宗羲定律”，即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该定律揭示出在既定的经济权力结构下，任何出于权力均衡本意的改革，最终往往导致任何一种进步又成为相对意义的退步。

[44]恰如汤因比所指出，“这些大一统国家的经济基础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农业。公共机关似乎通常将自己的活动限定在收取土地税，以及在农业歉收或公共开支增大时对纳税的农民或他们的地主加紧榨取上。当地产主和官方沆瀣一气，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在政府的摊派上加入私货时，为了维持一个统一国家而压在农民头上的负担——这种负担即使是在最好的政府统治之下也是沉重的——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引自【英】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历史研究．刘北成，韩小凌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40～41页．

[45]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森（R．R．Nelson）以低水平均衡陷阱（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特指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下所导致的投资水平、社会生产水平低下，而人口增长将导致这一状况进一步恶化。其观点是发展经济学中重要的理论探索。与之对应，英国社会学家伊懋可（Mark Elven）以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特指中国明末清初高农业生产水平、高人口增长与低工业化水平的历史状况。但笔者认为，这一理论对于社会生产方式中单一要素最大化所具有的启示意义，更应得到关注。只要基于单一要素最大化所体现的经济权力结构“内卷化”趋势得以呈现，其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社会“内卷化”趋势，无不是以“高水平均衡陷阱”的形式表现出来。

[46]【英】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4页．

[47]【德】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7页．

[48]【美】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反对资本主义．李智，陈志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