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经济权利与权力的融合:探讨与分析

经济权利与权力的融合:探讨与分析

时间:2023-06-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内卷化是包容性增长经济权力结构分析的起点。突破以往一切制度变迁的既有分析,生产要素与要素禀赋,或曰经济权利与经济权力的关系,为经济权力结构的演化,提供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视角。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将经济权利、经济权力与生产要素、要素禀赋这两组不同视角的概念,在两个不同的序列等同起来。

经济权利与权力的融合:探讨与分析

内卷化是包容性增长经济权力结构分析的起点。如前所述,所谓内卷化,意指经济权力结构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方面日益呈现出僵化、停滞的趋势,而这一趋势以单一生产要素作用的最大化表现出来。换言之,任何社会形态的生产要素,只要被无端扩张至单一性作用机制的顶峰,必将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机制的断裂,进而导致社会发展进步的停滞、衰败,直至引发暴力型或非暴力型经济权力结构再分配,即整个社会旧制度的“大革命”。

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会出现单一要素最大化的问题。如果说封建皇权及贵族阶级疯狂追求土地要素最大化,与广大农民阶级为土地所有权及其潜在收益不断进行“黄宗羲定律”[43]博弈的同时,也为自己在土地上挖掘了坟墓[44]。我们又如何解释,在资本要素最大化所导致的市场权力最大化,与社会正义回归国家经济权力视野,试图通过改进权力结构,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双重责任,在“双重羁绊循环”的作用机制下,所导致的市场自由与福利国家原则的双重失败。

突破以往一切制度变迁的既有分析,生产要素与要素禀赋,或曰经济权利与经济权力的关系,为经济权力结构的演化,提供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视角。就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而言,在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学语境之下,经济权力要素与生产要素是互为因果、相生相伴的统一体。生产要素无不通过经济权力体现自身的价值,经济权力要素只有通过生产要素的价值实现,才能使经济行为主体所具有的劳动禀赋得以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将经济权利、经济权力与生产要素、要素禀赋这两组不同视角的概念,在两个不同的序列等同起来。即

经济权利=生产要素;经济权力=要素禀赋

因为,这两组概念都涉及到经济增长必须关注的焦点:权力结构。

经过进一步分析,体现出的则是两组概念的互动与递进关系。我们设经济权利(生产要素)为A,设经济权力(要素禀赋)为B,则A决定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可能,而B决定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结果。我们以社会价值的效用分析函数加以表述:(www.daowen.com)

设:A经济增长模式为Y,则:Y= f(A)

设:A,B经济增长模式为Y',则:Y'= f(A,B)

这两组函数关系的区别在于,前者只将既定权力结构下经济权利(生产要素)作为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而后者将权力结构创新下的经济权利(生产要素)与经济权力(要素禀赋)同时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在A既定的情况下,B的正负效用将导致经济增长的价值结果出现不同。如果B为负效应,那么Y'<Y,即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在社会效益方面低于一般性经济增长;如果B为正效应,那么Y'>Y,即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在社会效益方面高于一般性经济增长。反之,在B既定的情况下,A的正负效用同样会导致经济增长的价值结果出现不同。如果A为负效应,那么Y'<Y,即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在社会效益方面低于一般性经济增长;如果A为正效应,那么Y'>Y,即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在社会效益方面高于一般性经济增长。

就经济权力结构而言,当A,B所具有的正效应促使Y'>Y,则经济权力结构将处于演化进步的过程;当A,B所具有的负效应促使Y'<Y,则经济权力结构呈现“内卷化”趋势,必将促成革命的发生。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A,B两个分析变量的本质,是社会生产方式中一体两面的构成,以往的西方经济学却将这两个分析变量人为地割裂开来,单一强调要素构成中资本及其流动性对于经济增长的决定意义,进而解释这种增长所造成的经济权力结构的失衡只是暂时的,增长的同质化将因要素禀赋的均等化而促使全球个人经济权力和国家经济权力达到均衡,这种彻头彻尾的乌托邦臆想,经过西方主流经济学自身的探索,就足以得到证明。索洛—斯旺模型对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替代,证实了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绝不是单一的,更不是绝对的。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揭示出即使“蛋糕做大”,市场权力的均衡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结论。而加尔布雷斯的“权力转移理论”虽然看到了在生产要素中,存在主次之分,进而导致经济权力会伴随社会生产生活中最重要的要素的变化,发生由土地、资本向知识技术的转移,但他并没有揭示出,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的效用判断,只要被无端地放大,或曰单一要素最大化,则其“权力转移”的过程,是以“权力结构”的革命为代价的。因为一切人类历史的发展以及社会现实所揭示的规律是,当经济权力结构呈现“内卷化”趋势时,整个国家的社会生产生活状态,将随之进入衰退停滞的阶段,而既得利益集团唯一的选择,并不是顺应经济权力的转移要求,而是不得不顺应经济权力结构的“内卷化”。在这一语境下,劳动要素最大化的奴隶社会和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权力结构,土地要素最大化的大明王朝和大革命前法国的经济权力结构,与资本要素最大化的英国、美国乃至整个国际经济秩序的经济权力结构,在其演化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内卷化”趋势,尽管一时仍然创造出经济增长的奇迹,但在社会价值评判中,这种增长并没有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而是导致整个社会落入“高水平均衡陷阱”[45],其被“革命”的宿命,是注定要应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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