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勃伦说，“发明是需要之母”。保尔·芒图在分析工业革命时，得出这样的结论，技术上的进步与其说是交换与分工相互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它的原因^[33]。这恰好验证了笔者长久思考的一个分析结论，即科技进步的实质，是促进社会分工的前奏，当熊彼特所形容“创造性的毁灭”诞生之日，就是社会分工形式的调整之时。

市场经济最难以自我解释之处在于，是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经济权力流散化不断加剧的过程。任何一种既定经济权力的预期，都会因为市场的细化而遭到瓦解。这种瓦解的正效应，就是竞争所带来的“福利增进”，而其负效应，就是资本所推动的以技术进步为代表的自由竞争，会导致“福利递减”。对于个人而言，是劳动技能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客观差距将导致就业压力，进而危及市场权力的汇聚。索洛指出，“一个定价体系把技术变革的利益外部化，把技术变革的成本内部化。会导致技术转变的阻力。如果政府考虑社会成本的因素，会主动采取一些抑制技术进步的政策”^[34]。这样，如何适应技术进步对劳动禀赋所具有的发展要求，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就市场权力而言，技术进步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要素——资本开始向技术层面转移，对此，熊彼特的分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观点提供了佐证和支持，“在熊彼特看来——就像在马克思看来一样——生产方法的变革，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不仅是一种以颇为偶然的方式冲击着经济过程的附带现象”^[35]。就技术进步而言，门什的“变形模式”理论具有启示意义，他摒弃了经济发展呈波浪式前进的观念，以熊彼特式的技术冲击断层，描述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图5.4所示：

图5.4　门什的变形模式

资料来源：【意】阿瑞基（G.Arrighi）．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版第393页．

这一变形模式，将每次技术进步周期，以相互联系的S型长波的断裂，“描述了沿着一条明确的路线稳步前进发展的阶段如何与危机、重建和混乱的阶段更迭交替的过程。后者最终为稳步发展重新创造了条件”^[36]。如果我们将a定义为市场权力，b定义为国家权力，就会发现，在一个特定的技术波次（1或2或3）所形成的经济增长过程中，a和b共同作用构成了经济增长s线的上升趋势。因为，b是在a的效用职能出现下降的时候，发挥了对其效用缺失的补偿机制。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是市场权力失能的补偿工具。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a与b的效用空间是既定的，而不是倒置，即在相对恒定的技术水平（1或2或3）下，b只能是a的补充，这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但是，只有在b的效用职能得到发挥的前提下，换言之，只有在a与b的共同作用机制下，才能确保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阿伯拉莫维茨提出“追赶假说”，即不论是以劳动生产率还是以单位资本收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与其经济增长速度都是呈反向关系的。而在时间序列中，库兹涅茨发现，“一个国家跨入现代经济增长行列时所处的地位，明显取决于它进入的日期。进入的时间越晚，耽误的时间越长，非利用的技术和社会知识存量越大，对这个国家所构成的经济劣势就越大”^[37]。但是，另一个重要的事实，却往往被人们忽略，即技术进步对社会能力的要求。日本学者南亮进以日本为背景，证明了支撑“追赶假说”的两个限定性因素。其一，存在技术差距，因为这是形成追赶的动力；其二，具有“社会能力”，因为这是实现追赶成功的必要条件。重要的是一个国家是否具备消化和掌握现代技术的“社会能力”。包括各种人才资源、技术开发能力的增大、海外情报收集能力和社会间接资本（公共基础设施）积累^[38]。回顾经济增长史，日本在20世纪50～60年代，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现代化的经济组织、发达的通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这些构成了很强的“社会能力”，促使日本逐步缩小，甚至超过与美国等先进制造业国家的技术差距^[39]。将这一理论与格申克龙的“相对落后”、鲍莫尔的“分享创新（innovation-sharing）”、伯利兹—克鲁格曼—齐登的“蛙跳（Leapfrogging）”模型等理论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它们都是关于经济增长的趋同理论，即领先国在旧技术上有学习效应，其生产率比新技术初始生产率高，故它会继续沿用旧技术；而后起国由于劳动力成本较低，它会从一开始就选择新技术，从而在未来取得技术优势。但是，门什模型揭示了技术进步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当旧有的经济增长波段为新的波段所替代的时候，中间的断层恰好就是社会分工重新调整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残酷的，甚至是血腥的。我们可以通过许多事例加以证明。(www.daowen.com)

例如，1811年，英格兰诺丁汉的织袜工人捣毁了认为正在吞噬他们的机器——织袜机，因为这种更加节约劳动的设备，成为劳动工人的失业的噩梦。1813年，英国政府绞死了14名抗议分子，以武力镇压的方式，结束了技术进步与社会分工的矛盾。因为当时的抗议工人，将其观点，印制在《勒德王》（King Ludd）册子之中。所以这种因整体的技术进步会导致工人就业水平下降的观点，又被称为“勒德谬误（Luddite Fallacy）”。近百年后的1906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的天津，由于不满帝国主义强权所建设的环城电车，天津商界、脚行和人力车夫，曾举行规模巨大的抗议示威，因为当时社会普遍的认识，是电车导致脚行，特别是人力车夫的失业^[40]。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41]。于今天看似可笑的历史现象，却蕴含着两个难以逾越的社会现实，一是我们不能唯技术进步，而忽视社会分工所创造的劳动禀赋现实，这就要求在均衡的竞争秩序下，我们不能一味追求通过新技术工人对旧有就业结构的劳动力替代，来刺激经济增长，因为在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分工格局调整之前，潜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美国当今的就业压力已经在客观上否定了熊彼特的观点，因为在他的观点中，“只有在美国，在现代社会改良计划后面不会潜伏着选择经济进步与选择立即增加群众实际收入的两难困境，这是任何其他地方都会瘫痪每个负责任者意志的根本性的困境”^[42]。二是我们不能随波逐流，忽视技术进步对社会分工的革命性意义，固步自封于既有技术水平的生产方式对劳动禀赋的依赖。法国在工业革命初期所表现出迟滞和呆板，与原本并不具备竞争优势的英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至于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识字率、能源矿藏和工业化水平均高于英国的欧洲大陆，至今仍是经济史学家颇感兴趣的研究课题。这两点为我们提供了有益而深刻的启示。那就是，我们要将技术进步与劳动禀赋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保证基本就业、维系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通过不断优化劳动禀赋，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我们以国家公共品支出为例，说明这一问题。假设有两种投入P和G，P代表私人资本存量，G代表公共资本存量，二者都是以产业资本形式投入生产，而社会生产资本需求的总量为K。

设K=P时，市场实现一般均衡。当因为市场需求不足导致P的投入减少为P′时，则有K=G+ P′以恢复市场一般均衡。也就是说，国家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分析是，如果我们将两种资本存量的内涵加以区别，P具有产业资本属性，而G具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属性。

则生产函数为Y=F（P（G），G），对于G求导，YG = FPPG＋FG，也就是说，G的投入，产生了相对于P的生产函数的禀赋溢出，这一溢出效应，为国家科技战略和人才战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提供了佐证。而在这一外部性作用影响下的一般均衡，是在更高起点上的市场均衡。

如果说K=G+ P′只是体现国家投资对技术水平相对恒定、经济结构相对固化时的市场经济体制发挥补充性作用机制的话，那么，YG =FPPG＋FG生产函数则体现出国家权力对技术进步与经济结构创新的引领性作用机制。

这一分析充分说明，国家权力是市场权力的有效补充，但国家权力更应当发挥对市场的引领作用，而这一引领，不仅仅是指通过国家干预的手段，对市场竞争秩序给予必要的干预，更应当体现在劳动禀赋的优化。就一般性措施而言，就是要加强本国教育资源的优化，以提高经济增长所要求的社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