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与现状，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市场经济是人类目前能够找到的最为理想的社会生产方式，它也是主流经济学所关注的资源合理配置的载体，而社会分工是市场机制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

亚当·斯密堪称是关注分工的第一人，他发现由于分工，所有不同行业的产量成倍增长，因“从事不同职业所表现出来的非常不同的才能，在许多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而“分工的范围总是受到交换能力范围的限制，换言之，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27]。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社会分工对社会经济发展作用的认识，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顶峰。但是他将产生分工的原因归于“是人性中某种倾向的必然结果，这种倾向是人性中无法给予解释的原始本能之一”，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我们的认识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对社会分工相对于竞争秩序作用机制的概括。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中，“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28]。而社会生产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属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29]。这就将斯密的分工理论做出了科学的修正，分工不是无法解释的原始本能，专业技能也不是源于“天赋异禀”。分工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伴随奴隶制和私有财富的产生而出现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生产力的发展促成了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使产品交换成为可能，这是市场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市场反向作用于分工，它促使分工进一步细化，以促进自身的细化，换言之，就经济权力而言，分工的细化过程，就是市场权力的细化过程，而市场权力的细化过程，就是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就是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过程。

国家权力对社会分工同样发挥着巨大作用，而这一作用是以经济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的形式表现出来。涂尔干指出，社会是将劳动分工组织起来的必要物质条件，而“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可以说，“分工是进步的动力所在”^[30]。这就在市场之外，为社会分工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到19世纪，英国陶瓷业的劳动力分工，被划分为29个生产步骤，仅黏杯把就需要14名工人。与传统农业的生产过程和手工作坊的制作过程相比，这本身就是国家权力对社会分工作用机制的一种体现，因为规模化生产的最大困惑就是，一方面追求大批量的产品产出，一方面又陷于制作过程的精细化分工所导致的出错率的乘数效应对整个生产流程的影响^[31]。只有通过国家或者通过国家以行业协会名义所制定的技术标准，才能够保证生产流程的操作规范符合社会分工所聚集的规模化的市场潜能。(www.daowen.com)

同时，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32]。这就在分工层面，一语中的地道出了所谓自由竞争的实质，与其说自由竞争秩序是建立在完备的社会分工基础之上，还不如说资本主义的竞争，完全抛弃了社会分工的属性。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分工的失衡，它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分工属性完全依附于资本权力，而不是合理的经济权力结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所谓自由竞争，是资本无视本国劳动禀赋的逐利本能，在社会分工方面的集中体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存储了大量的相对固化的社会分工资源，另一方面却在利用生产成本更为低廉的新的社会分工资源，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本国巨大的就业压力，其经济增长的包容性缺失，使产业结构失衡所导致的经济权力结构失衡暴露无遗。

任何一个出于竞争优势考虑的国家，不可能容忍自身的经济权力结构长期处于高能耗、低水平的状态，因为基于这种经济增长的进步，都是相对于经济行为主体和国家长期利益的退步。当固化的社会分工形态面临资本的再次流动时，以出口导向维系的经济权力结构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的警醒意义，在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分工机制均不健全的亚市场经济体制之下，一方面要注重正向作用机制的建立，即通过市场细化促进竞争，通过市场权力促进社会分工；另一方面，还要注重其反向作用机制的完善，即通过社会分工进一步促进市场发展，通过市场发展进一步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在国家产业组织和经济结构尚不足以抗衡垄断优势的客观环境之下，国家权力组织市场、引领市场，既是合理的市场模式选择，更是社会分工完备和市场机制完善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