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言之，归根结底纵容垄断资本“脱嵌”于社会生产的现实需要，客观上构成了市场机制难以克服的最大外部性，而英国唯一要做的，就是将这一最大的垄断力量，纳入市场权力结构之中。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是将资本剩余以产业资本的形式纳入市场，而生产过剩证明了这一形式的失败。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则是将资本剩余以金融资本的形式纳入市场，而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证明这一形式也是失败的。当今世界，世界最大数量级的金融资本不再向英国而转为向美国的集中，对此美国的国家权力所表现的却是无能为力，完全屈从于金融资本所聚集的垄断资产阶级利益，进一步纵容资本的逐利本能，以至于世人慨叹，“英国病”总有一天会变成“美国病”^[19]。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将市场等同于社会，或曰将社会硬性纳入市场体系，完全是基于将市场与社会割裂开来的工具理性所致。但正如我们所知，由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结合的“人”所组成社会，从来不是相互割裂的。从意识形态到经济形态，市场与社会都是不可能相互替代的。撒切尔说，“我的眼中没有社会，只有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实际上就是以市场效用，替代社会价值。反之，若斯潘^[20]说，“我们可以接受市场经济，但不能接受市场社会”，也不过是基于民主社会主义学说，试图通过社会—市场混合经济模式的构建，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两种不同的市场与社会的认知，在经历了市场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博弈之后，均没有实现其各自的终极目标，即市场效率原则与社会福利原则的融合，“双重羁绊循环”的本质，是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与福利国家论的双重失败。而这一失败早在20世纪90年代即已显现征兆。

表5.3　发达国家公债的外国持有比例（1993年前后）

资料来源：【英】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金钱关系．唐颖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257页．

图5.3　发生主权债务问题国家的政府负债总额占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http：//www.epsnet.com.cn.(www.daowen.com)

通过表5.3和图5.3可以看出，欧洲国家除挪威、瑞典和芬兰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外，奉行市场自由和福利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短期国债占内债的比例已经处于危险的边缘，英国的短期国债比例达到29.6%，而意大利达到39.4%，法国达到42.4%，西班牙则达到52.7%。对照发生主权债务问题国家的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不难看出，当经济增长以产业空洞化和经济虚拟化形式为标志时，其颠覆性潜在危机的宿命早已注定，当今的主权债务危机，只不过是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肇始的资本权力最大化所导致经济权力结构内卷化后，必然出现的验证。

从历史角度看，西方法律制度的传统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之上，在经历了连年的战乱、饥荒和瘟疫之后，欧洲的触角开始向东方延伸，十字军东征使蛮荒的欧洲睁眼看到了世界，罗马天主教庭的精神控制以及宗教仪式的繁文缛节，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为此，宗教改革势在必行，而新教加尔文宗与路德宗基于对宗教秩序和世俗经济权力的不同认识，造成不同的经济权力结构依附，普通法系国家偏重于市场秩序的依附，大陆法系国家则偏重于国家秩序的依附。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两种法系制度安排的作用机制，只能验证经济权力结构“历史性、特殊性和暂时性”，而不能揭示出经济权力结构对于经济增长及其发展的效用机制的客观真实状态。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诉求中，不得不直面的首要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权力结构约束。

首先，经过不断的修订和补充，两种法系在产权、契约约束、法系融合方面，都呈现出相互借鉴的趋势。普通法系并不总是秉承判例分析的“人为理性”，尽管在意识形态领域，英美国家始终否认市场模式之外社会正义原则，但客观社会危机的存在，迫使其不得不采取大陆法系国家的许多经济权力制衡机制，以求得经济权力结构的稳定和延续。例如，在“工厂立法”方面，尽管英国1802年就通过了《学徒健康与道德法》，但是德国1883年颁布的《疾病保险法》，被普遍认为这标志着德国是世界上最早通过立法程序，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继之，通过《工伤保险法》（1884年）、《老年残障保险法》（1889年）等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德国的劳资矛盾得到有效的改善，促使其在极短的时间内，利用强大的技术工人优势，迅速步入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行列。而这一制度体系的奠基人俾斯麦，始终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自感在欧洲的历史上，这一成就，是“一切历史上的社会改革之花”。此举引起欧洲其他国家纷纷仿效，首当其冲的，就是普通法系的英国，在极短的时间内，英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法律，其中，《失业工人法》（1905年）、《退休法》（1909年）、《劳工介绍法》（1909年）、《国民保险法》（1911年）等在维护国内经济秩序，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以社会保障立法为核心的民主法制社会体系的结果是导致欧洲目前基本进入社会保障机制社会。而大陆法系也并不总是秉承国家“教授式”法理，在生产效率方面，一些能够促进生产要素流动，特别是融资模式的创新，在大陆法系国家，也是屡见不鲜的。1985～2000年，欧洲各国金融资本总额对于GDP而言平均提升了4倍，从18%增至91%，芬兰出现了这个时期最大的跨越，从占GDP的9%增至236%，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很明显^[21]。可见，通过社会—市场模式的构建，以求得社会生产生活动力与凝聚力的体现，是普通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共同的经济权力结构选择。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贝弗里奇报告》^[22]的广泛传播为标志，欧洲形成“战后共识（Post-war Consensus）”，这一共识“包含了主要政党对以下需要的承认，即需要一个全面综合的福利国家，公共机构向所有公民提供国家资助的社会服务，这被视作一项社会权利，是对凯恩斯经济管理的补充，它其中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保持充分就业”^[23]。从此，欧洲进入福利国家时代，也就是混和经济时代。各国政府机构都在直接而积极地参与、控制甚至主导经济增长、交通设施、教育发展、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就业和工作环境以及生态与环境建设等各个方面的社会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行为早已超越产权和交易成本的制度框架，以行政法规和相关政策来达到福利主义原则下的社会成本控制目的。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市场与社会的钟摆效应，证实了这一制度选择的局限性及其效力困境。

其次，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虽然明确了经济增长的目的和意义，但是在经济权力结构方面的分析，并没有超越亚当·斯密和哈耶克，甚至出现一些倒退的思维逻辑。如果说帕累托模型尚且关注资源最优配置“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理想境界，那么到卡尔多—希克斯改进模型，已经变成为“有人受益但受损者得到补偿”的理论，经济增长同质化理论、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和库兹涅兹倒U曲线所描述的，都是“蛋糕做大”，它喻示着这样一种理念，只要隐忍暂时的不公平，等到经济增长到达一定的程度，即实现了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递增，社会的内生机制，会将贫富差距“均等化”。我们应当认识到，对包容性增长的经济权力结构选择而言，“经济权力将是巧实力政策工具中最为重要的一种，但政策答案往往要取决于不同市场的情境及脆弱性的不对称”^[24]。这一点对经济权力结构的构建至关重要。因为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导致市场经济行为主体对社会正义和市场属性的认识也有所不同。

发展经济学中的隧道效应^[25]理论，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人们对于不平等程度的反应程度是不同的。不仅不同国家之间不相同，而且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也不相同。有时候，人们会接受增长过程中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但有些时候，人们会利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不平等程度增加的抗议。尽管就社会整体发展而言，人们的经济权力和生活水平均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但相对差异的存在，导致了巨大的社会危机隐忧。如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收入分配和经济权力的平等被认为是两个主要的发展目标的话，那么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设定就必须考虑该国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如果该国的社会隧道效应很微弱（也就是对不平等程度的忍耐力低），那么“先增长后分配”的战略就不大可能成功。即使最开始阶段的隧道效应很强，如果统治集团和政策制定者对于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减小的这种效应不敏感的话，也可能阻碍经济发展的过程，甚至发生社会秩序的动荡^[26]。

据此，通过经济权力结构内卷化所体现出的“双重羁绊循环”得以展现，而传统经济增长的经济权力结构约束也就此得以揭示。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将市场权力的边界，拓展到难以控制的局面，这在客观上造成全球体系的市场经济国家，都面临着包容性增长诉求的困境，而这一困境，以经济权力内卷化及其导致的经济增长约束表现出来。就一国经济增长诉求而言，由经济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内卷化所构成的“双重羁绊循环”使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成为可能，而就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而言，由全球经济形态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内卷化所导致“双重羁绊循环”，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受到巨大的冲击和威胁。国内、国际两方面的内卷化现实，已经在客观上形成传统经济增长的经济权力结构约束，唯有打破这一约束，才能为包容性增长所要求的经济权力结构创新，找到正确的基点和可行的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