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英国病”作为传统经济增长经济权力结构内卷化分析的例证。“世界工厂”的遗产、殖民帝国的后果、“福利国家”的负担、“传统精神”的枷锁，造成了现代英国经济的所谓“英国病”^[9]。造成这一病症的原因，与英国纵容过度的市场权力，特别是资本权力有着直接的关系。

就意识形态而言，英国“传统精神”中的等级与门第观念对英国的经济效率具有特殊的负面影响。因为这一观念导致社会垂直流动性差，人们往往投资于社会身份和地位象征的不动产，以资本收益作为社交性奢侈支出和家族声誉维护的前提。同时，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标志着英国进入自由贸易阶段。基于“殖民帝国”整体利益的考虑，英国长期有意识地牺牲本国农业，以加强同海外自治领和殖民地的经济联系，从而导致国内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最终形成苏格兰、威尔士等具有相对独立文化背景的地区对国家经济权力的“离心趋势”^[10]！当经济形势向好时，国家意志战胜自由市场秩序，反之，当经济形势呈现颓势时，则努力摆脱国家权力体系，要求独立的意识占据上风。这一问题至今仍是英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痼疾。

就经济形态而言，自1760年始，英国率先开展了大规模工业革命，其后200年中，英国是唯一没有受到革命冲击、外国征服和内战困扰的国家。其持续性经济增长的成就与国家殖民地政策的呼应，使英国成为19世纪的世界霸主。但是，任何事物都是相互矛盾的统一体。英国在造就世界经济秩序的同时，也为自己打造了创新精神的枷锁。珀拉德·西德尼曾对此有过极为准确的描述，他认为欧洲国家间的激烈竞争与各国保持其自身殖民地市场的弹性，构成一种“双重关系”^[11]，即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殖民地保证其市场出清，但另一方面恰恰是这种政治经济垄断优势，又使其渐渐失去了创新的动力。我们可以将这种帝国主义国家从依附性国家对自己的依赖，逐渐走向对依附性国家的反向依赖，最终让位于其他更具有竞争力国家的认识，作为理解“英国病”的基础。

由于英国过度依赖资本权力所造就的自由贸易秩序，其工业生产的动力逐步让位于资本逐利的本能，导致英国呈现出整体的唯市场权力，特别是唯金融市场权力驱使的态势。自由秩序下的经济形态，在后工业化的英国，是具体到金融资本的流动性上的。英国一直是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资本的最主要国家之一，它习惯于非贸易账户的顺差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除了政府帝国地位的追求之外，金融资产阶级的游说，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回避自己的贪婪本质，以国家利益为标榜，反对英镑贬值，以自由主义为标榜，鼓励自由投资，从而导致英国从政府到民间，都具有“严重的海外放贷倾向”。除海运等交通服务业利润外，英国的非贸易账户顺差主要来自海外投资收益。

表5.1　1914年英国海外投资分配

资料来源：【美】托马斯·K．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赵文书，肖锁章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7页．

通过表5.1可以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海外投资的比重，主要锁定于殖民地，达到46%，几乎占据全部投资的一半，加上具有绝对垄断优势的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投资，比例达到76%，而对欧洲和美国的投资，只占总比例的26%。以市场效率观之，英国具有巨大的垄断优势，但是以技术进步参数观之，欧洲与美国的投资效益，应当远远大于对殖民地的投资，但英国所做的正相反，这一状况形象地揭示出英国对其依附性国家的反向依赖。而投资效益结构的失衡，完全源自其经济权力结构内卷化。

二战之后，伴随各个自治领特别是殖民地的纷纷独立，每年能够带来1亿英镑的海外投资收益完全丧失，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当时世界金融中心英国的投资，逐渐成为英国政府沉重的债务。伴随着国际贸易收支平衡的压力，“长久以来，英国人一直享受着帝国权力带来的金融优势，现在，战后的英国政府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12]。据统计，1945年后，英国210亿英镑的债务中，外债高达34亿英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3^[13]。究其实质，对市场权力的过度依赖，源自资本权力的最大化本能。在市场模式已经不再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同时，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追逐私利，不断力促国家权力让位于市场权力，当市场权力无限制扩大以后，导致国家的政治经济风险加剧，而此时，垄断资产阶级又开始裹挟国家权力，对本属自由秩序范畴的汇率机制进行干预，这已经违背了自由竞争市场的基本原则，仅就这一点，就足以证明，纯粹意义的一般性市场模式是不存在的。(www.daowen.com)

表5.2　海外投资索引（100＝国家人均数）

资料来源：【美】托马斯·K．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赵文书，肖锁章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8页．

表5.2揭示出20世纪英国的海外投资比例始终高于美、德、日等国。而其峰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达到417%，与美国的76%，德国的19%和日本的9%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图5.1　欧洲三国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例（1866～1999年）

资料来源：【美】彼得·霍尔（Peter Hall）．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刘骥，刘娟风，叶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297页．

我们通过国家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可以看出在市场对资本形成依赖的同时，国家也对资本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倾向，而这一认识是理解资本主义所谓“合法性”（Ligitamecy）的重要基点，同时也是理解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产生资本要素最大化的关键所在。图5.1反映的是1866～2002年英、德、法三国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例。从中可以看出，英国的个人所得税缴纳的高峰期与科技创新所驱动的经济增长黄金时期并不具有相关性，而与所谓自由经济秩序呈正相关关系。在凯恩斯主义时期，则呈现与规制经济秩序的负相关关系。

一个不可隐匿的事实是，如果说固守金本位制已经预示了英国为了维护海外资本投资的收益率，不惜降低国内工资水平，进而放弃本国的产业竞争优势的话，那么，由于一味顺应资本扩张的要求，冀图通过市场权力最大化，进而任由市场裹挟国家经济权力，放任逐利本能引领市场行为所导致的，是第二次世界战后的英国，已经完全没有能力继续保持世界霸主的地位。1950～1972年间，英国76%的资本构成来自投资收益，而其中的73%来自金融企业的短期借贷^[14]，也就是说，英国一直坚持自19世纪所形成的金融投资传统，而这一传统，并不是通过对产业经济的长线投资行为，而是通过金融市场的投资行为在延续。就经济效益而言，这一传统使得英国即使丧失了“世界工厂”的比较优势乃至“日不落帝国”的霸主地位，但它依然以伦敦金融中心为手段，通过垄断优势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就社会效益而言，这一传统导致英国的产业经济政策与资本的投资效益完全分离，产业资本投入严重不足，劳动力剩余成为困扰就业形势乃至社会秩序稳定的“要冲之地”。当社会阶级的区分不再以有产者与无产者，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为标准，而是以金融资本家与产业资本家，金融从业者与非金融从业者为标准，那么全社会的关注点，只在于“盯住货币”（Marking to Money），全社会的人员结构并不是更加多元化，而是趋于唯利是图的单一化了。换言之，资本放纵导致经济形态内卷化，进而导致英国国民成为“英国病”的基本“症候群”。